第八章 献身“农运”“为农民运动咱哥们干杯”
公元1925年2月6日的傍晚。
夕阳西下，远方的韶峰被夕阳的余晖涂抹得金红，收工的人们顺着田头地垅，牵着牛或扛着家具，哼着曲儿或互助问好着，徐徐向冲里走去。韶山冲里的婆娘们已经在家点燃起灶火，袅袅的炊烟从房子的烟囱中向上升腾、蔓延着……时不时地还传来两声狗吠。
毛氏三兄弟衣锦还乡的消息就像这村中袅袅升腾的炊烟，在村里面传递着，一传十，十传百，很快全村人都知道了这件事。
再说毛氏三兄弟在当地是出了名的，十里八坳都知道，同时也留下了好的口碑。这好的口碑，就是打从1921年他们全家搬迁到长沙，毛泽东为搬家搞了个“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村民无不感激毛家人。后来村里也有很多传说，传说三兄弟在外长了翅膀，有了本事，当了大官，天王老子的事都能管；同时也传说他们在长沙街头的书店门匾都是谭督军亲自书写的，朝中上上下下有他们不少认识的人等等。
他们做了“官”，村民也有了好处，最近几年韶山冲时不时地有人出山进城去打工，或是参加革命。韶山冲村风纯朴，乡民们重情，一听说毛家三兄弟回来了，三五成群地向上屋场拥去，主要是看望他们心中的骄傲和表达牵挂。
最早第一个走进上屋场的是毛福轩。
后头跟脚来的还有钟志申、李耿侯、庞叔侃、毛新枚等，人越来越多，满满一大屋子。大家说说笑笑，亲情、友情尽在其中。
钟志申是毛泽东小学时的同学。见面更是亲热无比。两人先是拥抱，再是拍肩。钟志申开口问：“这次回来能住多久？”
毛泽东回答：“不走了！”
“此话当真？”
“真的。跟你们一起干。”
“跟我们干什么？”
“1918年你领人发动抗缴‘烟灶捐’的斗争，听说还赶走了大恶霸成胥生的团丁，有这回事吗？”
钟志申嘿嘿笑笑：“好汉不提当年勇，那都是陈年老事了。”
毛泽东严肃地道：“就是这事，我琢磨了半天，说明我们农民朋友中孕育着无穷的战斗力量。要改朝换代，这支力量忽视不得哟！以前我们只注重了工人运动，而忽视了农民运动，实际上是偏颇的。我这次回来，一是养病，二是搞一搞农运活动，欢迎你来支持啊。”
“好的，老同学，你有话请说，我们做就是啦。”钟志申也下了保证。当两双大手相握时，他们似乎达成了某种协议。
接着毛泽东又讲了当前的形势说：国共合作后，工农运动迅速发展，为适应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培养农民运动干部，去年7月，中国共产党人以国民党的名义，在广东举办了第一期农民运动讲习所。上个月，中国共产党召开了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把无产阶级对民主革命的领导权问题写进了决议，并且把这个问题同发动农民运动密切联系在一起。大会决议案指出：农民“天然是工人阶级之同盟者”。不努力发动农民从事经济的、政治的斗争，中国革命成功以及在民族运动中取得领导地位，都是不可能的。
……
大家越谈话越多，快到吃晚饭的时候，毛泽民从伙房里走出来，向在座的人打招呼说：“今天不见外，我也没给大哥商量，自作主张一次，来者一并吃饭，若要见外，你们就走，我也不拦。”
毛泽东当场表示赞成：“这个主张好，要得。”
毛泽覃也表态道：“二嫂（指毛泽民夫人王淑兰），上菜，我们也共产一顿。”
王淑兰在内屋应了一声：“好的，来了来了———”
不一会儿，一大桌菜上了出来。毛福轩一看道：“看来，我们的大经理有所准备啊！不吃白不吃。”说完第一个拿起了筷子。
毛泽东问道：“泽民，准备酒没有？”“醪米酒。”
“好啊，只要感情有，喝啥都是酒。小弟，快给大家倒酒啊！”毛泽东又道。
毛泽覃应了一声：“好。看来，大哥要封我酒司令啦！”
毛泽东应道：“好，你就是我们的酒司令。”
“大哥，说好了我是司令，你得听我的。”毛泽覃变戏法似地从下衣中取出了个大海碗，然后倒上酒，放到桌子中央，调皮地说：“谁要不听本司令的使唤，罚酒一碗”。
毛泽东笑了，大家都笑了。
毛泽覃接着，又道：“本司令今天高兴，有名俗语叫‘先喝为敬’，我这执法官就先喝为敬了。”说毕，端起一杯酒牛饮一般地进了肚。接上又倒了一杯：“弟兄们，这杯酒谁来喝？”
“润之先喝！”钟志申提议。
“好，小弟执法如山，群众提议，当辞不让！”毛泽覃把酒端到了毛泽东的面前。
杨开慧走了过来，劝道：“小弟，可不能让你哥喝多了？”
“我相信哥哥不是气管炎（妻管严）！能喝酒！”毛泽覃调皮地向嫂嫂笑道。
毛泽东也为人豪爽，端起酒杯，也学着泽覃的样子牛饮了一杯：“下面你们继续进行。”
接下来大家你一杯我一盏地喝了起来，为了国家的前途，为了家乡农民运动，也为了心中理想的早日实现。
毛泽东把血缘、乡缘关系融入政治纽带之中，他所有的家庭成员和部分乡亲都投入到革命中去，这在中国共产党早期的高级成员中是很不多见的。足看出毛泽东无私的品质和博大的胸怀。
中国，第一个农村基层党支部成立
1925年5月中旬的一天夜里。
上屋场毛氏三兄弟已逝父母的阁楼里，一个神圣庄严的入党仪式在进行着。新入党者是钟志申、毛新枚、庞叔侃、李耿侯等。他们都是韶山农民运动的骨干。
一面带有斧头镰刀的党旗挂在正面的墙壁上。他们庄严地举起了右手，在毛泽民、毛泽覃、毛福轩的领读下，进行了入党宣誓。那声音坚定洪亮，在上屋场上空回荡……
我自愿加入中国共产党，遵守党的纪律，严守党的机密，活着是党的人，死了是党的魂，一心一意为党工作，打倒列强，洗雪国耻，努力革命，遵守纪律，服从组织，牺牲个人。为实现党的最终目标而奋斗，决不叛党……
多么难能可贵啊，他们在党的初期入了党。然而此时此刻，他们的心情又是多么激动啊；梦寐以求的愿望终于实现了，新的道路又展现眼前……
仪式结束后，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他们又进行了中共韶山党支部的选举，一致推选毛福轩为中共韶山支部书记。李耿侯为宣传委员，钟志申为组织委员。
应该说这是当时中国的第一个农村基层支部。它孕育着新中国的曙光。
中共韶山党支部的建立，融入了毛氏三兄弟多少的心血啊！打从2月6日他们回到韶山，他们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对农民朋友进行思想启蒙教育。应该说毛氏三兄弟都是工人运动的高手，有一定的经验。他们借鉴办工人夜校的经验，采取办农民夜校。这正好也迎合湖南当局赵恒惕鼓励办平民教育的思想。于是，他们通过杨开慧、毛泽民、毛泽覃、李耿侯等，发动进步教师，利用原来的教室、毛氏祠堂、李氏族校，在韶山、银田寺一带创办夜校。毛氏三兄弟轮换去上课。除教识字、珠算外，还讲三民主义救中国，讲国内外时事、学唱革命歌曲。毛泽东常去夜校查看，那天正好是毛泽覃上课。他悄悄地坐在后来听了起来，临下课时，他便走上讲坛，道：
“我并不是批评泽覃讲课有问题，首先讲课一定要通俗易懂，使人一定接受。二是要看基本对象，和骨干讲与一般农民讲就不一样。三是讲课要生动。比如打倒帝国主义就说成打倒‘洋财主’，这样即生动又形象，何乐而不为呢。”
接着他又要求：“我们并不是为识字而识字。夜校在教识字的同时，还要传授一些浅显的道理。比如‘手’、‘脚’这两个字，我们讲解时就要多说一句：人人都有手和脚，可是农民的手脚，一年到头在地里不停地劳动，却缺衣少吃；土财主有手不劳动，有脚不走路，要坐轿子要人抬。这是十分不公平的。农民遭穷受苦，并非天命，而是‘洋财主’和‘土财主’互相勾结压迫所致。”
毛泽东的一席话说得大家连连点头，击起阵阵掌声。
与此同时，农民夜校遍地开花。仅在韶山地区就增至20多所，在教员打不开点时，毛泽东也亲自讲课。觉悟了的夜校农民把他们的心声表达在夜校的歌声里，请听：
金花籽，开红花，
一开开到穷人家，
穷人要翻身，
世道才像话。
当时毛泽东患神经衰弱症，太激动了不行，话讲多也不行。他不辞劳苦地走村串户，和农民兄弟谈心交朋友，常常是天蒙蒙亮就起床出门，夜半更深才回家。有时候路走远了，就在农民家里过夜。
这是7月12日的一天下午。
毛泽东邀请湘区青年团派来韶山工作的贺尔康，一起检查工作。初到唐氏祠公立第三校时，一把铁锁把住门。他们停了一会儿不见来人，毛泽东一拍脑门开了窍，道：“忘了，今日是星期日，怎会有人？”接着又到鸿门前汤家湾，也未有人在家，约定打转再来，请钟志申在家等候。后到汤家祠，9点钟学校开会，成立第四分部，直到夜间1点15分，会才结束。毛泽东在会上作了大段发言。此时毛泽东感到很累，提出要动身回家休息。他说：“今天又没有控制住，话说得太多了，怕是睡不着觉了。”
这时月亮已升到头顶。二人顶着月色往回返。他们赶出二三里程时，毛泽东就感到两腿如灌铅，怎么也走不动了。贺尔康说：“到韶山还有很远的路程，怕是走到天亮了。不行我们就在汤家湾休息。”毛泽东点点头。
从3月起，毛泽东以毛福轩等为骨干秘密组织农民协会，发展会员。夜校的学员大多成了农民协会的会员和骨干。夜校场院一般也是秘密农民协会的会址。不久，这种秘密农协如雨后春笋般发展到20多个。在此基础上，才有了韶山支部的诞生。中共韶山支部的秘密代号是“庞德甫”。钟志申在银田负责开办个“合作书店”，作为与上级通信的秘密联络点。与此同时，毛泽东还在韶山建立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他还注意发展积极分子加入国民党，并选择一些地方上有一定威望的开明绅士、小学教师参加，秘密建立国民党基层组织。
广大农民被组织起来后，立即显示了强大的力量。在毛泽东和中共韶山支部的领导下，韶山人民展开了政治、经济和文化教育方面的斗争，取得了卓有成效的成绩。毛氏三兄弟通过这些活动的开展，也加深了与乡亲们的思想感情。
这年7月，韶山遇到百年不见的大旱，田地龟裂，又正是青黄不接、粮食奇缺的时节，土财东与城里的不法商贩相互勾结，囤积居奇，抬高谷价。毛氏三兄弟得知这个情况，一边组织抗旱，一边召集中共党员和农协骨干开会，决定发动农民迫使地主开仓平粜。
在毛氏三兄弟的领导下，他们派人同当地土豪、团防局长成胥生交涉。成胥生不仅当场拒绝，而且还把谷子运往湘潭等地牟取暴利。毛泽东得知这一消息后，要毛福轩、毛泽民、毛泽覃等数百名农民带着锄头、箩筐、梭镖等，连夜奔赴银田寺阻止谷米起运。成胥生见这阵势，心里打颤，被迫开仓平粜。其他土财东也就不敢闭粜，纷纷效尤。这就是韶山历史上最有名的“平粜阻禁”斗争。
毛氏三兄弟的活动，自然引起了土豪劣绅的忌恨。成胥生恼怒在胸，便偷偷密报了湖南省长赵恒惕。于是便有了下面的一纸密令……
第九章 “农运”情结
祸从天降———一封加急的逮捕密令
这是一封急速逮捕毛泽东的密令。
密电的签发人是湖南省督军，亦称省长赵恒惕。
签发时间为：1925年8月28日。
在湘潭县县长办公室，且说郭麓宾，这个湘潭县县议员、开明绅士看到这个一纸密电后，心里触了电，毛氏三兄弟是他要好的朋友，特别是毛泽东更让他佩服。县长似乎像是看出了什么破绽，直问：“老郭，今天你心里有心事啊？”
“不，不，”郭麓宾支吾着，推说自己早餐不当，肚子不好。
“那你就回去休息吧！”县长遂下了驱逐令。
郭麓宾走出县长办公室后，揩了揩脑门上的汗。他迎着秋风，在街上兜了一圈，找了一处僻静的地方，掏出笔和纸，刷刷地草写了几行字，落款是郭麓宾。然后找了一个信封密封好，交给一个可靠的人，要他连夜火速送往韶山冲。
那人见郭先生语气急切，遂换了件衣服和鞋子，掩上门便匆匆地赶路了。半夜时分，他叩开了毛家上屋场的门。披衣出来开门的是王淑兰。
王淑兰开开门后，见是一位陌生人，便问：“你找谁？”
“这是毛润之的家吗？”
“是啊。”
“我是县里来的，郭先生有一封急信让我送来。”对方说完便将一封信从怀里取出，亲手呈给王淑兰。王淑兰感谢地送走了来者，然后关上了大门。
王淑兰不识几个字，马上又喊起了杨开慧。杨开慧不见则好，一见大吃一惊：“弟妹，可不好了，官府要捉拿你大哥！”
王淑兰也愣了：“你说什么，官府要捉拿大哥？”
“官府的兵马上就到，信上说让你大哥立马离开韶山！”
“现在大哥人在哪？”王淑兰急问。
“他和泽民一起在谭家冲开会呢。”
“什么时间啦，还不回来？”王淑兰埋怨道。
“那我就去通知他吧。”杨开慧道。
“不。”王淑兰道：“你身边还有孩子，这半夜三更的，路也不好走。泽覃我昨晚看他回来了，让他去吧。”
就这样，王淑兰喊醒了小弟毛泽覃。
毛泽覃起了床，听说大哥要出事，就马不停蹄地奔向谭家冲。他心里在打着鼓，怎么这么急切要逮捕大哥啊？
毛泽覃一路跑一路想，飞也似的赶到了谭家冲农协的办公地。果然是祠中灯火明亮。毛泽东和毛泽民兄弟俩都在祠中。毛泽东正在讲坛上向农会会员作报告。他讲话打着手势，极富有幽默感，下面农友认真地听着，连掉根针的声音都能听到。
毛泽覃也没有多想，直接冲进会场，径直走到毛泽东跟前，向他耳语了一番，随即把一封信递给他。
毛泽东看后，也感意外，随即向会场听众摆了摆手，又作一个抱歉的手势。毛泽东下了会，随即到了谭家冲农会会长的家中。毛氏三兄弟商量一番，怎么躲过这一劫？毛泽覃说：“依我看，韶山是不能回了，这里也不能久呆，一切以争取时间为上。”
谭家冲农会王会长：“我们冲有轿子，依我看就坐轿子直接去长沙。”
毛泽覃眨了眨眼，道：“这也成，你快去请吧。”
毛泽东道：“就这样安排吧。我和泽民一起走。泽民这两天还要到广东农运所学习。”
“那好，我这就去请轿。”王会长说完要出门的时候，他又想起了什么事，停下脚步，对妻子说：“孩他娘，你快去做点饭，让三兄弟吃了再走！”
“好的！”妻子应了一声。
一切都与时间赛跑。
王家的饭还没有做好，轿子就抬了过来。毛泽东、毛泽民只好将就着点，吃了点开水泡饭，匆匆上了路。
毛泽东对抬轿人说：“如果说有人拦，问抬什么人，你们怎么回答？”
毛泽民见抬轿人不答话，急中生智地说：“就说轿中是郎中，家中有病人。”
毛泽东点了点头。
这时，毛泽覃也上前道：“哥，你和二哥这样走我不放心，我也跟你们一块走？”
“也好。”毛泽东回答。
就这样轿子起动了，毛氏三兄弟了离开谭家冲，急匆匆向长沙城赶去。
抬轿人翻山越岭，只一天一夜返回了谭家冲。
在长沙，毛氏三兄弟找到了中共湘区党委书记李维汉，由李维汉做了秘密安排。
人不该死有人救。再说赵恒惕荷枪实弹的团防局，在毛氏三兄弟离开谭家冲的当儿就赶到了谭家冲，扑了个空。团防局局长给了那位谎报军情的人两计重重的耳光，又将队伍开到了韶山冲，要捉毛泽东，不巧毛氏三兄弟都不在家。王淑兰尽在团防局的长官面前讲好话，赔笑脸。后来她又开了些钱送给头目，才算息事宁人。
再说毛氏三兄弟，在团防局来韶山捉拿的时候，他们三人在赵恒惕的眼皮底下举行一场秘密的报告会。他们在向中共湘区党委报告韶山农民运动的可喜情况时，受到李维汉的大加赞赏。
接着李维汉又把长沙的情况也向毛泽东作了通报，尔后说：“广州农讲所已催毛泽民报到。同时广州国民党党部也来电，有个重要会议要你这个部长参加。正好你赶过来了。”
毛泽东思考了一会儿，说：“虽然‘赵大头’要捉我，风声紧急，但是我还不能马上离开长沙。因为韶山农民运动还急着总结，写出书面材料，我看至少还需一个月的时间。让泽民先行一步，我和泽覃再跟上。”
李维汉道：“这也稳妥。”
共产党员时刻听从党召唤。这话说完的第二天傍晚，毛泽民仓促收拾一下，就乘着暮色，登上开往广州的火车。
列车徐徐开动了。
站在月台上的泽东、泽覃挥动着手，毛氏三兄弟就这样地恋恋不舍地分手了。
这是毛泽民第一次赴广东，他的心情特别激动。毛泽民站在列车的窗子前，探出半个身子来，出神地凝望月台上的两兄弟，喊了声“你们要保重”，眼泪夺眶而出……
白色恐怖下的婚礼
毛泽东、毛泽覃送走了毛泽民，不几天杨开慧带着孩子们也风尘仆仆地从韶山赶到长沙。
一边是敌人捉拿“毛氏三兄弟”的通缉令，空气凝重；一边是大哥毛泽东在为小弟泽覃操办着婚事，气氛热烈。因为泽覃的发妻赵先桂已去了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不得不与毛泽覃分了手。同时毛泽东还夜以继日地赶写他的韶山农民运动的总结，家事、国事两不误，争取在一个月内完成这两项大事。
一天傍晚，毛泽覃和周文楠拎着糖果来到了毛泽东新租的房。
周文楠的脸微微发红。她个头不高，额头、颧骨稍高，细长眼睛，脑后梳着发髻，长相文静，像江南水乡的女孩子，身上充满着一股灵性。
“我大哥不在家吗？”泽覃问前来开门的杨开慧。
“在家，他出去买包烟，一会儿就回来。”
说曹操曹操到。正在这个当儿，毛泽东一挑门帘就进来了：“啊，泽覃和文楠来了！”
杨开慧感到诧异：“你们原来认识啊？”
毛泽东回答：“我不光认识文楠，她妈她爸我也认识。她爸叫周模彬，在清朝时当过知县、知州，在社会上有一定的知名度。应该说是一个官宦之家。她妈妈也姓周，叫周陈轩。不过，文楠已背叛了这个家庭，成为了革命人。包括她的妈妈，都是对革命有功的。我曾去过你的家，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你家就在长沙小吴门松桂园1号。”
周文楠直点头称是。
杨开慧恍然大悟，原来如此。
毛泽东接着又道：“说周家对革命有功，主要是讲文楠母女二人在松桂园1号住时，协助党组织收藏、保管、传递党的机密文件，掩护党的地下工作者。不要说我们毛氏三兄弟了，就连郭亮、夏明翰、萧三都去过周家开会，研究工作，从事革命活动。”
毛泽东说到这里，毛泽覃插话道：“为了我们的婚事，文楠的妈妈也向组织请了假。”
毛泽东高兴地道：“我倒是想见一见这位革命的大婶？这样吧，明天你把周大婶请来，作哥哥的也为你们祝贺祝贺。不管怎么样，这也是一场大喜吆！”
第二天中午。
杨开慧按照丈夫的要求，炒了几个菜，毛泽东也到门外的商铺里买来酒。
客人如约到来。周陈轩还没进门，就毛部长长毛部长短地喊了起来。
毛泽东急忙出门相迎：“欢迎亲家大婶做客。”
周母见面道：“毛部长啊，孩子就交给你啦！你要多操心了。”
“谈不上操心。”毛泽东把她搀到屋里坐下来，才告诉她说：“大婶，我不是部长啦（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
“是不是又升了？”
毛泽东微微一笑，掩不住那一丝的酸楚，道：“权作为升了吧。”
李维汉书记从中插话，说“是，部长升所长（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长），马上就报到了。”
大家都会意地笑了。
“来，来，来，咱们喝酒。”毛泽东招呼大家。
大家喝了一杯又一杯，他们在为毛泽覃贺喜的同时，也为国共合作的前景表示应有的担心。特别是对掌握枪杆子的蒋介石。用李维汉的一句话概括：“笔杆子不如枪杆子吃香。”
毛泽东也用一句幽雅的话回答：“有了笔杆子，不愁没有枪杆子。最后胜利是枪杆子和笔杆子。”
第十章 敌后尖兵上海新闸路培德里，迎来了一位神秘的人
上海。
公元1925年底。
一个落霞的傍晚。
新闸路培德里的一幢石库门房。
神秘偏僻的地方迎来了一位神秘的人。此人高高的个头，长长脸形，头戴礼帽，眼戴墨镜，身穿长布衫，手拿一份报纸———这是暗号，准时地叩开了石库门房。石库门房的主人迎了出来。
“先生，你讨要的报纸我给送来了！”神秘的不速之客道。
“好，好，请进屋里谈。”主人把神秘的不速之客引进屋里，吱呀一声紧紧关闭了大门。
且说这神秘的人是谁？这神秘的地方又是哪儿？
这神秘的人就是从中央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刚刚毕业的高材生毛泽民；这神秘的地方就是中共中央出版发行部。根据组织需要，共产党员毛泽民是奉中央之命来这里主持全面工作———出任出版发行部总经理。因为当时党还在暗处，为了保守党的机密，毛泽民改名为杨杰，人称杨经理。
为更好地保守党的机密，中央组织部考虑得很周密，在他上任不久，又把一位名叫钱希钧的女同志介绍到他身边工作，与毛泽民结为夫妻关系为掩护出版发行部的外部形象。
再说这位钱希钧，原是上海杨浦怡和纱厂的工会会长。一天，中共中央组织部的尹宽同志找她谈话，说她的工作有变动。为了加强中共中央出版发行部的力量，调她去出版发行部工作，为了保守党的机密，要与发行部总经理毛泽民结成夫妻关系。
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党的机密大于个人的一切，直至生命。
“都是党的人，我服从命令。”钱希钧二话没讲就表示服从组织决定。
与此同时，中央组织部尹宽同志也找毛泽民谈了话。毛泽民也是二话没讲，表示服从组织决定。
转天，钱希钧怀揣着中央组织部的介绍信，心情激动地叩开了出版发行部的门。
“你找谁？”
“我找杨杰经理。”
“你是谁？”
“我是钱希钧。”
“杨经理，钱希钧同志找———”那人向里屋喊。
此时毛泽民正在伏案，双手打算盘，这是杨经理的一绝。这不是表演，而是算账。听到有人喊，车过身来，毛泽民上下打量着姑娘。钱希钧躲过对方的目光，把中组部的介绍信递给了毛泽民，说：“杨经理，我来报到了。”
“好，好，快坐，快坐！”毛泽民一边让座，一边去倒茶，然后送到姑娘手里。
钱希钧嗔怪道：“你这个地方真难找，害了我找好半天！”
“是吗！”毛泽民问了钱希钧一些自然情况，向她介绍了中央出版发行部的情况，然后说：“我们机关是党中央的宣传部的‘咽喉’，既是‘咽喉’工作，我们就要像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他，保护他，不惜我们自己的生命。关于你的工作，除了搞好报纸和书刊的发行外，还要担任地下交通，要经常去中央机关及一些领导同志的家中联络。这个工作更重要，机密性更强。做好这一工作，一方面要灵活，同时还要严格保密，尽量减少社会关系，少与别人来往……”
后来他们真的结为夫妻。
就在钱希钧来中央出版发行部的时候，这里人手不多，大部分是党内同志。他们的任务不仅是负责上海地区的出版发行，还要负责全国党的出版发行工作。可以说是行政、党务、后勤、财务兼任于一身。毛泽民很能吃苦，为党的宣传品、文件、书刊的印刷和发行，印刷厂的建立和发展，四处奔波，逐步制定和完善了发行部和印刷厂的规章制度，就连钱、财、物收支账本的建立等事情，也都凝结了他的不少心血。
钱希钧来的时候，出版发行部仅出版发行《向导》一种刊物，接受的资金，仅有70.308元。那时党中央每月只拨给《向导》广告费60元，其余一概自理。而《向导》每月在《申报》、《新闻报》、《民国日报》三报上登广告所需费用就达72元。这样，出版发行部的一切经费，包括人员薪水，基本靠本身的收入开支。经过毛泽民和同志们的努力，他们很快使《向导》在全国销到8万份，由中央发行部直接印发的就有4万份。再有《共产主义ABC》一书，半年之内销数多达3万余本。书报供不应求，形成书尚未印，就有预订金到手的好局面。①
后来，他们还印发《中国青年》、《红旗》、《实话》等报刊和党的文件、传单，还有从苏联翻译过来的小册子。几乎是同时，毛泽民又在全国奔波，建立了包括上海、武汉、广州、长沙、宁波等地在内的发行网。就连香港和法国的巴黎也有发行部的代售处。
随着大革命运动的不断高涨，向中央出版社发行部订购书报的读者越来越多。另外，他们还要印大批书报、传单，以备北伐军打下上海时散发。为印刷发行这些东西，需要大笔经费。一天，毛泽民到陈独秀总书记的办公室，请他帮助先借一些钱，以满足扩大印刷的需要。陈独秀回答：“钱是没有，但任务必须完成，你自己去想办法。”
开始，毛泽民早出晚归，四处活动，但借得无几，急得他寝食不安。夫人钱希钧也急得团团转，总想为丈夫分担点困难，想法帮助借点钱。可她的工作性质不允许在社会上抛头露面。钱希钧只有把自己的工作做好，以此来给丈夫点安慰。
好在毛泽民在上海创业已有名声，印刷界都知道有个杨老板，讲究信誉。于是毛泽民转向同乡、熟人、亲戚、朋友挪借，向进步书店预支。不管怎样，总算完成了党的任务。
再说钱希钧每天跑印刷厂，到一些中央领导同志的住地，拿稿件或送清样。陈独秀、李立三、瞿秋白、周恩来、谢觉哉、郑超麟等的住处她都去过。钱希钧回家往往比泽民要早。于是每次回来，钱希钧总是把饭菜做好，等泽民回来吃。
毛泽民爱吃辣的，有了辣椒，胃口顿开。但是他有胃病，是在安源搞工运时曾经动过盲肠手术，由于当时医疗条件差，好几年了，刀口愈合不好，经常疼痛，所以医生不让他吃刺激性食物，特别是辣椒。钱希钧当然是按医生的意见办，但是话说过来，粗茶淡饭好人常吃也犯腻，有胃病的人就更难下咽了。毛泽民倒没有因此而稍有愁眉，可钱希钧心里过意不去，总尽量买些他爱吃的空心菜。这种菜倒便宜，但营养价值不高。
钱希钧何尝不想为丈夫买些好吃的补补身体呢，但他们的津贴太少，无能为力。他们是住机关的，基本上是职业革命，除组织上每月发给15元钱外，没有任何别的收入。这15元包括吃饭、穿衣和一些日用品开支。为了掩护身份，仅穿戴一项开销就很大，能用在吃上的就更少了。毛泽民中午有时候回不来，只得吃碗阳春面或买两个烧饼在印刷厂就开水吃。就是在这样艰苦恶劣的环境中，毛泽民一直是为党忘我地工作着。
“四一二”事变后，中央派毛泽民前往武汉，任《汉口民国日报》总经理。当时，汪精卫还没有公开叛变。这张报纸名义上是国民党湖北省党部的机关报，实权却掌握在共产党手里，大多数编辑是党内同志，董必武担任社长，沈雁冰曾任过总编辑。因此，报纸的内容以及办报的方针都是党中央宣传部确定下来的。此报实际上是共产党办的第一张大型日报。董必武兼职多，很忙。毛泽民去后，报社的行政事务工作都交给了他。
1927年7月，汪精卫在武汉清党，公开叛变革命。毛泽民出头露面多，早就引起了右派的注意。他不得不撤离武汉，8月到了长沙。在长沙、湘潭一带搞农运工作。
不久，传来秋收暴动。暴动失败后，大哥毛泽东带领部队撤往井冈山，行动秘密匆忙。当毛泽民得知这个消息后，立刻化装成商人，坐轿昼夜兼程地去追赶大部队。
应该说一路顺利，眼看要追上毛泽东的队伍，但到了湖南与江西交界处时，轿子被地主民团截住，说要检查。
“轿里是什么人？”
“郎中。”
“这武器该作何解释呢？是不是有‘赤匪’之嫌啊？”民团团长哈哈地笑了。
毛泽民走出轿子，巧妙地回答：“你们看不出吗？这里山高林密，土匪经常出入，再者兵荒马乱，我才带几个人和几支枪，可值得什么大惊小怪的！”
“你说得可轻巧！”
他们在此耽误了一两天，民团没有发现可疑之处，不敢处置，但又不让他们继续前进。毛泽民只得后兵变前兵，打道回府，返回长沙。11月份，他又奉命回到上海，仍担任他的出版发行部经理。
临危不惧、镇定自若的毛泽民
1927年间的上海。
白色恐怖笼罩着的上海。
这是周末的一天，传来一个可怕的消息：当时淞沪警备司令李葆璋，为维护他在上海的势力和反动统治，在24小时内斩杀散发传单的市民40余人。
应该说，这也是杀鸡给猴看。可是恰在这一天，电话铃响了，中央通知有一批极重要的传单要从中共中央出版发行部住地，必须连夜送到闸北青云路去。但送货的那位同志，慑于当时的恐怖形势，不敢送了，公然向毛泽民撂起了挑子：“我可以辞职不干，也不去冒那个风险！”
毛泽民好言相劝：“现在不是撂挑子的时候，你要不干你要到哪去？”
“我想回家。”
“真的想回家，是不是害怕啦？”
“敌人的机枪在那里架着，我们不能拿鸡蛋往石头上碰！”
“好，你回去休息，我来完成！”毛泽民看了看表针，时间已拖到了晚饭后。
应该说，毛泽民知道这批传单的重要性，第二天早晨，上海各厂工人代表要在青云路开会，组织武装纠察队，驱逐奉军。但困难的是传单要送到青云路，必须要经过华洋交界的宝山路口。且说这路口，有密集的奉军大刀队把守，还有流动岗哨巡逻。过往人员都要经过盘查。再说这批传单是红白绿三色有光纸的，16开1万张，数量比较大，若交给一个没有经验的同志去，很可能就出乱子。为了不影响中央的整个部署，毛泽民决定自己亲自去送。正当毛泽民话音落地的时候，沈玉山主动地站了出来说：“杨经理，我是共产党员，让我完成吧！”其实他也被毛泽民那种临危不惧的精神感动了。
毛泽民抬头望去，一位年轻有为的小伙子立在了面前，他的心一阵激动，拍着沈玉山的肩膀：“好样的，年轻人！我们俩一起去。”
“不，杨经理，你不能去！让我一个人去，我保证完成任务！”沈玉山请战道。
“不，”毛泽民坚持道。
“你还有更重要的任务。大家可以没有我，但不能没有你！”沈玉山道。
其他同志也出来讲话，要泽民不要再争了。沈玉山也借机讲出自己偷运的办法和信心，毛泽民也就勉强同意了：“一定要加倍小心，祝你马到成功！”
三星在头顶移动。
月亮在云里穿行。
整个城里静悄悄。沈玉山在大家的帮助下，开始捆绑传单，边捆边说：“把它捆得紧紧的，省得检查出纰漏。再说这些奉军都是大文盲一个，目不识丁，净吃干饭，谅他们也看不出破绽！”说着自己也笑起来。
接着大家把捆好的传单搬运到十字路口，泽民喊来了人力三轮，为防万一发生事故，没有原因暴露机关地址。
沈玉山坐上三轮，把两捆传单放在膝前，装得阔绰大方的样子，让车夫起步了。
且说车子在路过宝山路口的时候，奉军大刀队早早在路口放下了栏杆。其中一位胖子上前问道：“车上拉的什么东西？”
沈玉山不紧不慢地说：“大活人呗！”
“下来！下来！”大胖子挥着刺刀喊：“我不知道你是大活人？”
胖子走上前去，他把捆得紧紧的两捆传单扳来弄去，眯着小眼看上面的文字，由于路灯暗，好半天也没有看出个究竟来，便问沈玉山：“这是什么东西？”
沈玉山不慌不乱地回答：“我们是装订所的，这是人家要装订的书页。”
“怎么是红白绿纸的？”
沈玉山道：“基督教的马太福音书，都是红绿纸的。”
他们点点头，像是听懂了对方的回答，于是把手一抬说声：“去吧。”
沈玉山心中的巨石才算落了地，催着车夫快走。车子行到前方，冤家路窄，一队巡逻队快步向这里行来。
“检查！检查！”他们喊道。
“已经检查过了！”沈玉山不亢不卑地回答。
“检查过了，给包烟抽！”一个烟鬼道。
沈玉山也不犹豫，随手甩去一包烟，接着又命令车夫快走，一直赶到青云路，到了目的地。
半夜子时，沈玉山才返回原地。这时，毛泽民还在等着他，紧紧地握着沈玉山的手问：“怎么样？”
沈玉山回答：“万无一失！”
“好样的！”毛泽民表扬道。
“今天要没有你的鼓励，我是单独也做不来的！”沈玉山实话实说。说完两人都会心地笑了。
这件事不久，确切地说是第四天傍晚，又发生一件让毛泽民铭心刻骨的事。
当时在白色恐怖下，毛泽民所领导的中共中央出版发行部和印刷所的工作同志都是受过革命教育的，惟有装订所是利用一家私人工厂。这装订所的傅老板，见风使舵，想出卖毛泽民。这天装订质量出了问题，傍晚时分，毛泽民单独去装订所检查装订质量，这傅老板就生了歹心，把泽民同志扣留起来，并锁在了他的房间。泽民急中生智，趁这家伙去报告的时候，由窗户跳出，虎口逃生。②
等傅老板带“狗”过来的时候，屋中空无一人。
“我刚刚还把他关在屋里呢，怎么不见了？”傅老板喃喃地道。
“八成你是有诈吧？”来人说完就送给傅老板两记又狠又重的大嘴巴。
事后，连毛泽民都感到后怕。和他在一起工作过同志都说：“无论遇到什么情况，泽民同志总是能够临危不惧，以镇定自若的态度处之，这是他的特点。”
毛泽民被捕
1927年4月12日，人民公敌蒋介石在上海举起了屠刀，许多革命者成了他的刀下鬼。一时间，上海街头警车齐鸣，巡捕队队，腥风血雨。
白色恐怖笼罩着大上海，大上海在白色恐怖中呻吟。
这是四一二大屠杀后的一天上午。
上海爱而近路春晖里，中共中央所属印刷机构协盛印刷所的门前，一声哨响，哗啦啦来了一队荷枪实弹的巡捕士兵，领头的“包打听”拿着一张传单，抢先进了大门。
这时，一楼的值班师傅刚与毛泽民打完上班招呼，毛泽民臂夹黑皮包噌噌上了楼，他才转过身来去柜台上算账。对巡捕队的到来，他感到非常突然。
“包打听”举起一纸传单：“伙计，这是你们所印的吗？”
“让我仔细瞧瞧！”值班师傅故作镇静地道。
“给！”
值班师傅接过来，一边看传单，一边脚踏柜台内的电铃秘密开关，通知楼上下面有情况。
“你说到底是不是？”“包打听”也不耐烦了：“你这是拖延时间！”
“不，我看不是。我们曾印过一批，不是这样的。”值班师傅解释。
“你们的老板在哪？”“包打听”急问。
“他还没上班呢！”
“你是胡说！”说完就指挥巡捕们：“弟兄们，给我往楼上冲！”
“这要干什么！”值班师傅上前拦阻，他们哪里肯听。
再说，这“包打听”带着巡捕上了二楼。这二楼是印刷车间，机器轰鸣。工人们正在上班，印刷的传单还没有来得及彻底转移，巡捕就追上了二楼。正好逮个正着。于是他们立即下令，严密封锁弄堂口，行人进出都有要接受盘查。同时命令在厂里大搜查。
“你们中间谁是老板？”
工人们面面相觑，谁也不作答。
这时，他们看见工人沈巨章衣冠楚楚，身穿咖啡色的哗叽长袍，外套一件青色马褂，不大像是一个工人的样子。
“给我抓起来！”“包打听”下了令。于是三个巡捕上前，三下五除二，就把沈巨章给五花大绑起来。
“我这是冤枉啊！”沈巨章连喊。
“什么冤枉！”一巡捕说完又把一条脏毛巾塞进沈的嘴里：“我叫你冤枉！”
“向三楼搜！”“包打听”又喊。
一伙巡捕向三楼冲去。
且说毛泽民经理正在三楼办公，他已听到了暗铃的响声，接着又听到了二楼的喊声。于是他翻身跳出窗子，想顺着烟囱下楼，一看楼下有人，忙又顺着烟囱往上爬，一直爬到三楼楼顶。当“包打听”和巡捕冲上三楼时，才觉得这里面像是老板办公室，但是人走屋空。他们搜了半天，也没有发现什么蛛丝马迹，就又匆匆下了楼。殊不知毛泽民就躲藏在三楼楼顶。
“包打听”心里纳闷，他怀疑抓的不是老板。于是，在他们撤离印刷所时，他多了个心眼：留下两个暗哨监视，其余人员全部撤离。
且说在夕阳西下时，毛泽民也放松了警惕，回家吃饭。刚走出印刷所门外，就被两个暗哨拿下。他们把毛泽民带走，在一家旅店租了一间房子把他关了起来。一天早晚两次审讯。
毛泽民对“包打听”讲：“你们抓我没道理！”
“包打听”道：“你们印共匪的宣传单，是要杀头的！”
毛泽民若无其事的样子，说：“我是商人，我不是共匪。”
“那你们是一家。或者说你们私通。”
毛泽民哈哈笑了：“我是商人，见钱眼开，我得养活工人，谁给我钱多，我就给谁印。人家给我的都是大价钱，又都是现金交易，所以我就干了。”
“你说的倒好。”
“我这个人是讲信誉的，你可以打听一下商界、出版界，我杨某是知名人士。再说我在商界混的年头也不是一年半载的啦。”
“包打听”见实在问不出什么东西来，便算计他身上的钱财了：“你要出去也好，我们可以帮忙，但是得有一个条件。”
“什么条件？”毛泽民问。
“条件不高，你也能做到。”
“你就尽管说，是不是要钱。”
“这让你说对了。”
“多少？”
对方伸出五个指头：“五万。”
泽民摇了摇头，说：“五万太多，我卖厂也卖不了这个数！”
“那你就准备卖厂吧，这个数不能少！”对方口气也很硬。
泽民说：“我身上的几百块买纸的钱已被你们拿去了，你们还要那么多钱，我怎么拿得出呢。你们要钱，得放我出去。好向亲戚朋友转借。再说，厂里的工人们要吃饭，也需要我回去。实在凑不齐，我卖工厂也得给你们，我杨某是讲信用的，说话算话。”
“包打听”取财心切，只得把他放了。
毛泽民出来后，立即向党中央作了汇报。中央审时度势，认为泽民和印刷厂必须立马转移。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为了蒙蔽敌人，毛泽民便在《新闻报》上登出一则广告，声称要拍卖机器，同时在印刷所门口也张贴拍卖工厂的广告。敌人看了信以为真，认为杨老板在筹集资金，所以放松了对他的监视。
毛泽民借假装卖掉机器的样子，秘密地先把机器转移出去。几天后，“包打听”到印刷所去索取赎金，不但找不到了“杨老板”，而且连机器也无影无踪了，方知上了大当。
后来，毛泽民受中央的指示，到天津创办党的印刷厂，于是便把上海的机器设备，秘密打好包，伪装成其他的货物，通过轮船托运，写上天津ＸＸＸ商号收。这时在上海搞印刷的技术工人也陆续撤到天津。人手不够，毛泽民写信从韶山叫出来的毛远耀、毛特夫，到天津被安排在小白楼附近的先农里24号。经过毛泽民的多方努力，在顺直省委的帮助下，很快印刷机器又轰鸣起来……
此厂取名为“华新印刷厂”。
地址在原来旧英租界广东道，现在的唐山道47号，是一座很像样的洋楼。
由于华新印刷厂的建立，使《向导》、《中国青年》、《红旗》、《北方红旗》、《共产主义ＡＢＣ》等书刊和一些党的文件、通电、传单等，秘密地转移到天津广泛出版发行。
地方变化了，毛泽民也由杨杰改名周韵华，公开身分是华新印刷厂的经理。当时柳直荀同志也在天津，是顺直省委的领导人之一，为掩护省委的工作，他在旧法租界五号路开了一个古董店。柳是经理，泽民是股东。同时毛泽民还兼任顺直省委的财经委员。
在这里毛泽民吸取了上海的经验教训，印刷厂设计得更为巧妙秘密。印刷厂的一边开了个布店，用布裹住纸，掩护印刷需要的纸张；一边搞了个家具维修门市，专门监视外来人员。在印刷厂门厅开设了对外业务，承接信封、信纸、名片、表格、发票、请柬、喜帖等零活。在柜台下面安装了一个电铃脚踏开关，直通印刷车间，只要外面发现可疑人员，营业员脚一踏开关，后楼及地下室马上就采取紧急措施，隐藏党的印刷品，并立即拿出表格、信纸、请柬等之类的东西来印。后来，顺直省委委员李德贵和天津工会主席王藻文叛变，致使顺直省委遭受严重破坏，一些领导同志（如薄一波、刘仁）被捕入狱。然而，印刷厂却安然无恙。恰在此时，上海的情况有所松动，中央来电要毛泽民重回上海工作。泽民和希钧才在天津港乘上南下的轮船，回到革命的大本营———上海。
为大哥分忧，营救“小毛氏三兄弟”到上海
上海。
今夜星光灿烂。
印刷厂的机器在加班轰鸣着……
毛泽民送走了湖南老乡，却睡不着觉了。他的心海掀起了巨大的波澜。
一个噩耗的消息———大嫂杨开慧被军阀何键杀害，足足使他大为吃惊。
另外，可恨的是军阀何键派去特务，假扮风水先生到韶山打探毛家祖坟。多次派兵闯入韶山冲要挖掉毛家的祖坟。韶山的父老乡亲利用滴水洞的山高林密的地理优势，深夜把毛家祖坟的墓碑取了下来，掩埋在附近的虎歇坪大石鼓地下，把坟茔填平，栽种花草，又在毛家祖坟的旁边修了几座假坟，以假乱真，毛家的祖坟才免遭一劫。
死者不是死者的不幸，而是生者的不幸。他想起了大哥遗留下来的三个孩子：岸英、岸青、岸龙。三个多么可怜的孩子啊！没有爹妈的日子是怎么过啊？特别敌人是不会放过毛家的根的！于是有一种义务落在他的身上。他不知道大哥知不知道这个可怕的消息，假如不知道那是更可悲的。
大哥现在哪里，泽民只听传言说是到了井冈山。那里的情况怎么样，他是不得而知。泽覃的情况也是若明若暗。说是去了南昌，跟了朱德的队伍。小妹泽建，只知留在了湖南衡阳。毛泽民思前想后，还是把思考点放在了三孩子的安全身上。
于是他决心找中央领导反映发生的有关情况，在很短的时间内，中央也很同情这件事，同意把毛泽东的三个孩子安排在上海大同幼稚园。有了中央的支持，毛泽民便立即给杨老太太，也是杨开慧的母亲写了封长信，要她们想办法把三个孩子限时送到上海来，如时间晚了，就接不上头了。切记准时到达。
且说板仓的乡亲们怀着满腔的悲愤，在掩埋好杨开慧后，都在盼望着同他母亲一起被国民党关进监狱的小岸英平安归来。有一天，小岸英终于回来了。敌人妄图从他口中问出毛泽东下落的卑劣算盘落了空，于是在“斩草除根”和“放小鱼，钓大鱼”两条毒计比较以后，敌人选择了后者。岸英回来后，杨家的门口，时不时地出现一些不速之客。他们像鹰一样，贼头贼脑地注视着杨家的一举一动。
再说毛泽民的这封信由地下交通员转到湖南地下党，几经周折转到了杨老太太的手里。其实杨老太太早已心急如焚，自从女儿杨开慧牺牲后，她就预感到三个孩子的不祥，每天都是东躲西藏。她曾托人与毛泽东联系，一直也没有信息。这次接到毛泽民的信，她如得了救命菩萨。为了完成这个必须万无一失的艰难任务，把孩子送到党的怀抱，杨老太太一家人商量了一通宵。杨老太太还是不放心，表示要亲自护送。最后在大家的说合下，艰巨的任务还是落到了年轻力壮的舅妈李崇德身上。
动身的头一天傍晚，舅妈把岸英、岸青、岸龙三兄弟带到了他们母亲的墓前，叫孩子们跪下来，向他们的母亲行礼告别。舅妈对他们讲了母亲是怎样的一个人，是怎样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的。舅妈对他们说，你们要记住这血海深仇啊，你们要继承妈妈的遗志，长大了为妈妈报仇。舅妈又嘱咐他们：一路上不要叫我舅妈了，要保守秘密，不能暴露自己是毛泽东和杨开慧的儿子。孩子们问：那我们叫你什么呢？舅妈说：你们就叫我妈妈好了。那时岸英和岸青已分别化名杨永福、杨永寿，乡亲们早就这样称呼他们了。
第二天清晨，他们一行4人，怀着沉重的心情，在晨光曦微中离开了板仓。走出板仓冲以后，预先约好护送的缪佩秋同志已经推着土车在路旁等候着了。三个孩子立即坐上他的车子。舅妈跟在车后，迈着急速的步伐，日头一竿儿高的时候，来到了粤汉线上的白水车站。在那里，他们告别了缪佩秋同志，很快搭上了去汉口的火车。车到汉口以后，舅妈通过开慧在武汉从事革命活动时用以掩护的一家商号的关系，买了船票，搭上了一艘开往上海的轮船。他们坐的是最底层的统舱。开船以后，正遇上下雪，西北风卷着雪花，直往船舱里灌，孩子们冻得挤成一团，但是谁也没有叫一声冷。为了不引起反动军警和特务的注意，岸英和岸青几乎整天睡在被窝里，连说话也不敢大声。最小的岸龙也一直钻在舅妈的怀里，不哭不闹。
经过几天的漂泊，他们总算平安到达了陌生的上海。
上岸以后，舅妈领着孩子们按照在长沙时探听的路线，找到了辣斐德路天生祥酒行。舅妈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按照规定的接头暗号，在大门左边的一个窗口上轻轻地敲上了三下。一会儿，窗口打开了，舅妈迅速地把泽民同志给的那信的封套从窗口递了进去。不一会，里面出来了一个学徒模样的女青年，她向来者打量了一下，就把他们领进里面去，临时安排在一个房间里休息。
晚上上灯的时候，毛泽民和钱希钧来了。当时三个孩子正在屋里学打仗，一个上了窗子，一个在床上，一个钻进了床下。舅妈说：“别玩了，你叔叔和婶婶来了，快叫叔叔和婶婶！”
孩子们喊着叔叔、婶婶向他们扑过去。岸英拉着毛泽民的手，流着泪说：“叔叔，叔叔，我要见爸爸。妈妈被反动派杀害了，我要找爸爸，我要报仇！”岸青、岸龙还不大懂事，婶婶把他们紧紧地搂在了怀里，不觉眼泪顺着眼角往下流。舅妈看到这一幕也禁不住地直擦眼泪。在大人和孩子的哽咽声中，毛泽民以一种克制的声音，无限深情地说：“好孩子，不要哭，坚强些，要知道，革命是要死人的啊！你爸爸不在上海，在很远的地方打反动派，正在为你妈妈报仇呢！为许许多多的穷苦人报仇！你们现在还小，等长大了，叔叔婶婶一定送你们去，为妈妈报仇，为许许多多的穷苦人报仇！”
岸英擦擦眼泪不哭了，又说：“我要当红军去打仗”。
毛泽民又讲了只有先好好学习，锻炼好身体，长大了才能当红军打仗的道理。还说：“你爸爸已托人带了信来，要你在上海听话，照顾好弟弟。”
当晚，毛泽民亲自安排他们住进了附近的太安旅馆。过了几天，他和钱希钧来旅馆接三个孩子，当他们说要把三个孩子送去离此不远的大同幼稚园的时候，三个孩子围着舅妈哭喊：“妈妈，我不去呀！我要跟你回去呀！”这哭声使舅妈的心有如刀绞一般。舅妈在上海大约停留了一个多星期，决定要回湖南去。走之前，舅妈又去那所幼稚园看望了孩子。离开上海的时候，是在一个刮风的下午。毛泽民夫妇紧紧握着李崇德的手，说：“你回去还要准备吃苦，但是要记住，最后胜利一定是属于我们的！”
1931年4月负责中央保卫工作的顾顺章叛变了党，因为他掌握着中央各机关和一些领导同志的住址和联络信号等。党通知毛泽民夫妇马上隐蔽并及时转移到香港去工作。临行前，毛泽民夫妇很想见见孩子，但当时地下工作纪律非常严格，大同幼稚园也很秘密，对外是有合法身份的，不许他们去幼稚园看望孩子，也不准告诉孩子的父母是谁。但还是通过交通员联系约定了时间，把三个孩子带到了法国公园见面。
三个孩子见到毛泽民夫妇很高兴，老远就喊叔叔、婶婶。毛泽民夫妇把他们搂在怀里，告诉他们，叔叔婶婶要出远门，很长时间才回来，不能来看你们。要好好学习，听老师的话，和小朋友搞好团结。岸英大些，要照顾好弟弟。分别前，岸英突然从怀里拿出一封信，要叔叔转给爸爸。毛泽民说，以前的信不好转，这次一定要找人把信转给你爸爸。
①钱希钧文《从岳麓山下到西北边陲———忆毛泽民同志》。
②沈玉山著《临危不惧，镇定自若的毛泽民》。
第十一章 井冈之路
毛泽东被捕
词曰：
军叫工农革命，旗号镰刀斧头；
匡庐一带不停留，要向潇湘直进。
地主重重压迫，农民个个同仇，
秋收时节暮云愁，霹雳一声暴动。
这首词出自《西江月•秋收起义》，是毛泽东同志亲手所填，它热情豪迈地描述了当年的湘赣边界的秋收起义，并和秋收起义的文物一起永存在中国军事博物馆里。
且说1927年9月初，34岁的中共中央委员、中央特派员毛泽东奉命到长沙组织秋收起义。他先在安源张家湾主持召开了军事会议。会议决定成立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下设三个团约5000人，由部分北伐军部队和工农自卫队组成。卢德铭任起义军总指挥，余洒度任师长，钟文璋、王新亚、苏先俊分任团长。会议决定，起义部队兵分三路，分别从修水、铜鼓、安源出发，进击长沙，在城内工人的响应下，会攻长沙。起义计划为“9日开始破坏铁路，11日各县暴动，15日长沙暴动”。
时间敲定，争分夺秒。接着，毛泽东亲自去铜鼓，准备如期指挥第三团起义。
会后这天，商人装扮的毛泽东来到湖南浏阳与江西邻界的张家坊一个客栈。
毛泽东坐下来正准备吃饭，忽然闯进来一帮前来搜查“共党”的团丁。团丁大队长肥头大耳，见毛泽东虽是商人打扮，但他面目清秀，地颔方圆，猜测他是共党分子，喝令道：
“给我带到团部审问，若查出是共党，哪怕是嫌疑分子，立即就地正法！”
一帮团丁不由分说，便将毛泽东以“共党嫌疑犯”的罪名逮捕了。
应该说这是毛泽东一生中惟一的一次被捕。
毛泽东同其他“共党嫌疑犯”一道，被团丁们押往离此地不远的团防局。
负责押送毛泽东的两个团丁看他态度温和，没有捆他。但是毛泽东被脱去鞋（浏阳迷信传说，处死的人无法从阴间回来报复），赤脚走在押送队伍的最后边，其前后各有一个背着大刀的团丁看守着。沿着弯弯曲曲的山路，他们向团防局走去……
事情十万火急。毛泽东边走边想，认为赶到地点等于送死，便决计用贿赂团丁的办法死里逃生。毛泽东想，这样做是可能成功的，因为团丁是雇佣兵，枪毙自己对他们并没有特别的好处，团丁不会错过捞钱的机会。
于是，毛泽东开始和团丁唠近乎，问家在哪里？家中还有何人？在与两团丁谈得相当投机时，团丁也放松了警惕。恰在这时，毛泽东趁机塞给两个团丁几块大洋。在离团防局大院约200米的山林旁，毛泽东瞅准了有利地形，拔腿就跑。毛泽东钻进了山林，如泥牛入海无影无踪了。而两个受贿赂的团丁只喊叫，并不去追：
“跑了，跑了，快追啊！”
其他几个团丁手持梭镖追来。毛泽东翻过山岭，发现一个水塘四周长满高高的荒草，便潜入草丛，把身子全没在水中。
毛泽东后来描述了当时的险情：
我跑到一个高地，下面是一个水塘， 周围长了很高的草，我在那里躲到日落。士兵们在追踪我，还强迫一些农民帮助他们搜寻。有好多次他们走得很近，有一两次我几乎可以用手接触到他们。尽管有五、七次我已经放弃任何希望，认为自己一定会被再次抓住，可是不知怎么地我没有被他们发现。最后天近黄昏了，他们放弃了搜寻。
天黑了，敌人走远了，毛泽东爬出了水塘。
第二天，深知农民心态的毛泽东在山上巧遇一位打柴而归的农民老汉，数语之后，互相引为知己。老汉接过毛泽东交给的两块大洋，到山下代买了一双鞋、一把伞，还有吃的。在老汉的帮助下，毛泽东化险为夷，逃脱险境。
经过毛泽东历尽艰险的各方奔走，组织、宣传和具体部署，湘赣边界的秋收起义的准备工作轰轰烈烈，一时成为全国起义的中心。
9月9日，湘赣边界的起义从破坏汉粤铁路开始。
起义的铁路工人和农民，破坏了岳阳至黄沙街、长沙至株洲两段铁路。切断了敌人的交通大动脉。一直到15日，敌人的火车始终不能顺利通行。
同日，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第一团从修水出发，向平江长寿街进军。11日，越过平修边界，占领龙门。当行进至离长寿街15华里的金坪时，起义前夕收编的邱国轩团即第四团，与敌第八军密谋取得了联系，投敌叛变，致使第一团损失惨重。总指挥卢德铭当机立断，率残部退向平、浏边界。后闻第三团失利，准备协助第三团反攻浏阳东门之敌。行至中途，接到毛泽东以前敌委员会书记名义的来信，嘱“将部队改道退萍乡再说”，部队遂转向浏、铜边界，随着第三团跟进。
9月10日正是中秋节之夜，在安源的第二团按部署攻打萍乡。但9月11日激战一天，城未攻下，伤亡不小。宜春之敌赶来增援，面对这种情况，二团决定弃攻萍乡，改攻老关。12日，二团在占领老关后乘胜进扑醴陵。在与当地安福县起义农民军王新亚会合后，起义部队分三路攻城，旋即占领之。第二天，成立中国革命委员会湖南醴陵分会，县总工会、县农民协会等革命组织相继恢复。敌人在震惊之余，调集重兵向醴陵取包围之势，企图将起义部队围歼于醴陵县城。
情况紧急，二团领导改变原定由醴陵取道株洲进攻长沙的计划，转为经浏阳攻长沙，遂于9月14日主动撤出醴陵，16日占领浏阳。在胜利形势下，以王新亚为首的部分领导干部，产生了骄傲轻敌思想，疏于设防，并拒绝听取潘心源等人提出的及时把部队撤出浏阳城的正确建议。结果在16日陷入优势敌人的重围，损失兵力达2/3之多。
第一师第三团于9月7日接到进攻长沙的通知。10日，毛泽东到达三团驻地。他和三团干部见了面，向大家传达了安源军事会议情况，分析了当前有利的革命形势，号召全国按规定日期起义，而后，毛泽东同干部们一起参加了中秋节聚餐。
9月11日凌晨，在铜鼓县城桥头沙洲上，毛泽东检阅了起义部队，然后指挥部队向浏阳的白沙镇挺进。白沙三面高山环抱，易守难攻，是铜鼓通往浏阳的要道。部队到达白沙就同敌人遭遇了，三团即兵分三路进击，与敌激战一时许，敌军不支，仓皇逃窜。毛泽东高兴地说，真是旗开得胜，老天助我成功！
9月12日，三团乘胜前进，直扑浏阳东门市。在离东门不远的十二墩与敌接火，击毙敌排长一人，东门守敌闻讯向达浒方向逃窜，三团胜利占领东门市。三团进驻东门市后，立即进行革命宣传，召开群众大会，公审反动团总赖南秋和反革命分子赖宴初，并将他们就地处决。14日上午，败退达浒之敌经过休整，向东门市反扑。同时，由于一团在长寿街失利，右路失去配合，平江之敌两营也迅速向东门市扑来，敌军分两路包围，夹击三团，形势非常不利。
此时部队正值疟疾流行，官兵患病过半，战斗力大减，但仍英勇抗击。一直打到下午天昏地暗。由于敌我力量悬殊，为保存革命力量，毛泽东和三团干部研究决定，部队分三路撤向浏阳。当晚，驻扎到上坪。
此时，第一团派往第三团的联络员，将第一团在长寿街失利的消息报告了毛泽东。毛泽东即在陈锡虞家召开第三团干部会议，分析了敌强我弱的客观形势，决定放弃原定会攻长沙的军事计划，让部队沿湘赣边界“退萍乡再说”。起义部队先向铜鼓方向退却，给湖南敌人造成一个退往江西的假象，然后突然复入湖南浏阳境内，与第一团联络，接应他们一同退往萍乡。通知第二团迅速向第三团跟进，并写信报告湖南省委，要求停止长沙暴动计划。随后，各路起义部队，经过艰苦的战斗，于1927年9月19日在湖南省浏阳县文家市胜利会师。①
失败乃成功之母，中国历史就在这里转弯。因此我们不能不在这里做特别的交待。1927年9月19日。历史应该记住这个日子。这一天，起义军的余部的师、团负责人参加了这次重要会议。会议主要讨论余部何去何从的问题。
会上有两种意见：一种是以余洒渡师长为代表的多数人的意见，坚持“取浏阳，直攻长沙”；一种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少数人的意见，主张把队伍拉上井冈山，去做“山大王”。
对方一听到毛泽东要上山做“山大王”，就跳脚质问道：“做山大王，那还算什么革命者，干脆还不如说回家哄孩子去吧！”引来讥笑声一片。
毛泽东耐心地向大家解释说：“我这里是作个比方。我们是特殊的山大王，是共产党领导的，有主义，有政策，有办法，有作为的山大王。这样的山大王有何不好呢？”
何去何从的问题争论不休，毛泽东的意见没能占上风。但是毛泽东的意见却得到了一个人的坚决支持。他就是起义部队的总指挥卢德铭同志。卢德铭慷慨激昂地说：
“两种方案各有利弊，但我更倾向党代表毛泽东的方案。如果现在攻打长沙，那等于鸡蛋撞石头，有全军覆灭的危险，秋收起义的失败就是最好的证明。在强大的敌人面前，上山，无疑是一种生存的选择，则利于今后的发展、壮大。”
总指挥的表态中止了余、毛的争论。卢德铭的个人表态，才使毛泽东“井冈山道路”主张得以实现。中国革命没有再走弯路。
仅在三天后，起义军余部在向井冈山转移途中遭到了国军的追击。卢德铭作为总指挥，亲自断后，为了保存这支“井冈星火”，血染芦溪。牺牲时，年仅22岁。
这次部队伤亡惨重。毛泽东不得不把部队从芦溪带到永新县的三湾村进行休整，视情况再上井冈山。这就是党史上称为“著名的三湾改编”。
山下，来了一支奇异的部队
高高的井冈山上。
青松拥抱着大小五井，五井环抱着青松。
贺子珍跟随“山大王”袁文才、王佐同志上井冈山这年才满18岁。这在当时“上山”的永新二十多名共产党员中，贺子珍是惟一的一位女党员。党史又称“井冈第一”和“军中巾帼”。因此，“绿林豪杰”袁文才、王佐二人对子珍百般照顾，无微不至。
在山上期间，袁文才把子珍姑娘当宝贝似的安排在自卫军军部工作，与袁文才同住在军部。军部听起来架子很大，实际上只有四间房，中间两间是客厅兼办公室，两边是住房。袁文才和妻子谢梅香住在左侧一间，贺子珍一人住在右侧一间。袁文才不在家住的时候，谢梅香常与子珍同床而眠。谢梅香与贺子珍二人以姐妹相称，说说笑笑，亲亲热热。尤其是贺子珍初来井冈山的时候，得了疟疾，说冷起来，牙齿打战，几床被子压上，止不住冷。当时井冈山缺医少药，多亏谢梅香细心照料，她亲自上山挖草药，熬药汤，终于治好了贺子珍的病。这使贺子珍十分感激。
袁文才部队的一个哨兵忽然向袁文才报告：“报告，我们在山下三湾发现一支奇怪的部队，有一千多人。”
“说说看，你俩都见到了什么情况？”袁文才道。
“说是国民党兵吧，又不像，他们穿的有国民党军的制服，又有老百姓的衣服。村里还有一批伤员，好像是刚打过仗似的。有的人挑着一捆捆的枪。他们进住三湾后，没有进老百姓的屋，宿营街头。店铺门关了，他们买不到粮食，昨晚连饭都没有做。”
“街头巷尾还有红红绿绿的标语呢！”另一哨兵接着说。
袁文才问：“那标语上写的是什么？”
“不晓得。”他回答道，“因为我俩都没有进村，只是在村头远远看到。”
“还有什么情况？”
“没有了。”
最后，袁文才下命令道：“你们再去一趟，把情况搞准确，比如到底是什么部队等。再来向我来报告。”
“是！”两个士兵打了个敬礼后离开了。
防患于未然。送走两个自卫军士兵后，袁文才立刻召开了紧急会议，布置防患任务。这支来历不明的部队，是不是要突袭自卫军还是另有目的现在并不十分清楚，因此不能不防。
再说那两个自卫军士兵，到了三湾，正要去撕街头的标语时，被人发现，扭送到了毛委员那里。
毛委员就是毛泽东。因为山上封闭，直到这时，袁文才他们还不完全清楚毛泽东同志领导的秋收起义失败的消息。
袁文才眼见自己派出的探兵迟迟不归，心急如焚。于是他打算再派一人。派谁去呢？正在思考期间，一个人答话了：“袁哥，你要是相信我的话，就让我去吧。我保证完成任务。”子珍从里屋走出来，一脸自信，语意坚决。
袁文才问：“那你不学枪法了？”
子珍回答：“不学了。”
袁文才正在犹豫中，谢梅香走来道：“子珍今天精神好，我看就让她去吧。”
“好，就听夫人的。子珍，那你就去吧。谨慎为重，早去早回！”
子珍回屋换了件衣服，随手拿把遮阳伞和一个包裹就走了。为了探清虚实，不引起人们的注意，子珍扮作走村串门的村姑。
她上身穿着洗得干干净净的格格褂，下身穿着合身的蓝色裤子，脚蹬千层底布鞋。子珍一边快步走着一边思忖着如何完成任务。对于三湾，贺子珍并不陌生。一年前她曾作为永新县妇女部长到这里来过，主要是做农会的发展工作。这里的赵大叔、左大婶都是农会的积极分子。赵大叔后来成为三湾农会会长，左大婶为副会长。中间他们到过永新县城去过，子珍还专门接待过他们。她决定先找他们二位谈谈。
三湾位于永新通往井冈山的要道，也是井冈山通往外界的五大要道之一。村庄不大，房子随山势而建，道路随山势而走，河水依山势而行。整个村庄的房屋像是散落在棋盘上的棋子，有密有疏。村南较密，村北较疏；村西较密，村东较疏。
子珍来到村东门，因为不明村中的情况，不敢贸然进村，她躲藏在村东门左边树林里观看村中动静。这里地势较高，站到这里，村中情况尽收眼底。这时正是中午时分，小小的山村炊烟袅袅。村中人来人往，有挑水的，有推车的，还有在树下乘凉的。学校的操场上，一队队士兵在操练，口号声喊起来生龙活虎。赵大叔家就在村东偏南街，家门口有人员出入。出口都有士兵站岗。
从村中的情况看，秩序井然，并不曾发生过什么。来往人员，出入自由，脚步稳重，脸色平静。可不像是坏人队伍。在树林里，她遇到了一位捡柴的大嫂，便向她问道：“大嫂，咱们三湾来了支什么部队？”
“是毛委员的部队。”
“毛委员？是哪个毛委员？”
“都这样叫，我们也不懂。”大嫂说着摇了摇头。
“他们对咱们老百姓咋样？”
大嫂来了劲，说：“对老百姓挺好的。说话和和气气，有的还给老百姓家挑水，看孩子，收稻子，什么活计都干，就像是咱们穷人的队伍。”
子珍了解到这里，心里充满了希望，莫非是我们共产党的队伍？那个毛委员莫非就是欧阳洛常讲的毛润之先生，湖南省的农运大王？莫非梦中有真？此时她不敢再往下想。
子珍又问：“那个赵长乐还是不是农会会长？”
“是的。”
“他在不在村？”
“我来时还看见他在挑水。”
子珍决定进村一看究竟。于是她出了树林，径向村东门走去。站岗的哨兵问她要找谁？她说找赵长乐大叔。哨兵放了行。她顺着路往前走，把街头上贴的标语，看了个“尽”。
标语有“打倒土豪劣绅！”“打倒军阀！”“打倒国民党反动派！”“跟着共产党，人民得解放！”等，落款是“工农革命军” 。
她刚到赵大叔的家门，正好与赵大叔撞个满怀。
“赵大叔，还认识我吗？”
赵长乐一看，又惊又喜：“呦，这不是咱们的贺部长吗，怎么能不认识呢？不细瞧，还真把你当村姑了。屋里坐，屋里坐！什么风把你吹到这儿来了？”
子珍跟随赵大叔进了屋。原来赵大叔家里也住有部队的一个排。部队的同志在东间住。铺面干净整齐。
子珍说：“啊，你家也住有部队！”
赵大叔笑着说：“王排长住这里。”
“他们的人呢？”
“都训练去了。”
说话间，王排长他们就回来了。
赵大叔忙作介绍：“这就是部队的王排长王二民。”然后手指子珍道，“这是永新县的妇女部长贺子珍。”
王排长道：“我们好像在哪见过面？”
贺子珍说：“我也觉得好眼熟。”
“贺部长，想必你认识王新亚吧？”
“认识啊。”
王排长道：“我就是他的堂兄弟。”
“怪不得我们眼熟，永新暴动时我们见过面。新亚的近情如何？”
“贺部长，就不要提他了。”
“怎么？”
“从永新回到湖南，他参加了毛润之领导的秋收起义，任第二团长，起义中他阵亡了。”
王二民说到这里，大家一阵沉默。子珍想着当年在永新分别时王新亚送给自己的一百银元，不禁泪水潸潸，“这怎么可能呢？”她不愿意相信这是事实。
王二民道：“我们就是他们打散的部队。”
子珍问：“你们要到哪里去？”
“听毛润之说要到井冈山。”
这时，贺子珍如梦方醒：“噢，原来是我们自己的队伍到眼前了。我表示欢迎！”
“哪里哪里，我们都是自己人。”
子珍又问：“昨天，我们山上来了两个士兵，你们听说了吗？”
王二民回答道：“是有此事，还是我抓的呢，他们要撕标语。”
“怎么处理的？”
“交给了毛委员，毛委员又管酒又管肉。他们酒足饭饱，刚刚离开。”
“毛委员说了些什么？”
“说要亲自给你们的袁司令写信，不知写了没有。”
“好，你再问一下，信写了没有，我可以帮忙带去。”
后来王排长询问到毛委员写的信还没有人捎去，经毛委员同意，让子珍将信捎回去。
子珍接到信，说：“你们放心，我很快会给你们一个回信的。”
两双手相握，毛委员向井冈山进军的事，便又向前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贺子珍初见毛泽东
鸿雁传书。
且说袁文才、王佐接到毛润之先生的来信，又紧急召开了中层以上的领导碰头会。会上袁文才亲自宣读了这封信。贺子珍等介绍了她们侦探到的情况。大家开始讨论。
袁文才说：“这支神秘的队伍他们自称从湘南而来，是中央领导的秋收起义的余部。是来我们这里长住不是短住。要求我们合作。我要是不合作呢，他们就上不了山。这毛润之我不大熟悉，不能不防。你们大家把毛先生的情况，知道的先讲一讲。”
“我先讲。”农军指挥部秘书陈慕平掩饰不住内心的激动，开言便讲：“毛润之先生是我的老师。”
大家为之惊讶：“怎么是你的老师呢？”
这时陈慕平不紧不慢地说：“当年我在武昌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时他任我们的老师。他讲的课最好，深入浅出，知识渊博，最受学生欢迎。当时他的职衔是中央委员，党内号称‘农运大王’，创刊了《湘江评论》，有很多文章写得都很漂亮。比如《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写得很精彩。”
贺子珍道：“开始我并不知道毛润之，后来欧阳洛给了我一本《湘江评论》和《湘江学潮》，上面有毛润之的介绍。毛润之，又名毛泽东。毛泽东在学校就崭露头角，显示领袖锋芒，在1915年反对校长张干的学潮中，因外界纷传张干为讨好当局而主动建议学生每人交纳10元学杂费而引起学生群情愤怒，毛泽东领头书写大字报，指斥张对上阿谀讨好，对下专横跋扈，办学无方，贻害青年，并四处张贴，学生罢课日众。张得悉后，气急败坏，决定开除毛泽东等17名学生，但遭到杨昌济、徐特立多名教员的劝阻，遂改给毛泽东以记大过处分。下半年张干被迫辞职。但真正使毛泽东开始名扬三湘，是他发起成立的新民学会。”
接着，子珍又讲了一个故事。她说：“我现在说一个人，恐怕在座的都认识。他就是永新暴动时的王新亚总指挥。”
“噢，我们太熟了！”王佐道。
子珍接着说：“我现在正式告诉大家，新亚同志牺牲了！”
“这是怎么回事？”
子珍道：“我们永新暴动后，他就带自卫军回到了安福县，后来就参加了毛润之领导的湖南秋收起义，革命军总共三个团，王新亚是第二团长，秋收起义失败，他也壮烈牺牲了。”
袁文才先是吃惊，然后若有所悟地道：“原来新亚与毛润之还有这一层关系呢？我想人都是有变化的。可以派人先谈，古人云来而不往失礼也。”
大家一致称好。
“陈慕平是毛润之的学生，派他去谈最合适不过的了。”贺子珍提议。
贺敏学也道：“毛润之是党中央委员，龙超清同志能作为宁冈党组织的代表一起去，就更圆满了。”
“敏学说得有理。”袁文才向在座的宁冈县委书记龙超清投去征询的目光：“老龙，你是党代表，就看你的了”。
龙超清爽朗地答应：“就这样定吧，我和慕平一道去。”
两人来到三湾，是一个朝霞满天的清晨。
龙超清、陈慕平赶到了村里见到了毛润之。学生见先生，自然话题就多。毛润之热情地接待了来客。他先从形势入手，详谈了大革命失败后，我们党面临的严峻形势，然后从湘赣边界秋收暴动革命军严重受挫，谈到党的“八七”会议精神，以及他自己想在井冈山农村建立根据地，然后走农村包围城市的设想，并托他们转告袁文才和自卫军其他领导人，挽救中国革命，加强共同合作。
“毛委员的想法很好。我们可以带回去商量。”龙超清道。
接着他们又谈了其他的话题。
陈慕平说：“毛老师，听你一席谈，胜读十年书。我们也该回去了。”
毛润之幽默地说：“要回，也要吃过饭。不然，你的上司要说我这个老师管不起饭噢！”
就这样他两人在毛委员处吃了饭匆匆赶回，向袁文才等全面地转述了毛泽东的话，大家听后都很高兴。袁文才当即表态：“毛润之既然诚意而来，我袁文才就要拿出诚意，真心与他们合作！”
贺子珍连声称好，兴奋飞红双颊，灿若桃花，宛如朝霞。
毛润之与宁冈农军汇合
毛润之上山与宁冈农军汇合是在一个落霞的傍晚。
从山口到茅坪的路两旁都是夹道欢迎的农军队伍和人群，山口上的锣鼓队已经开始试敲了，他们在找压鼓点的感觉。前去迎接的陈慕平昨天已到了山下。
袁文才、王佐、贺子珍、贺敏学等农军领导们站在山口的大松树下等待。十月的山口风很大，紧紧撕扯着他们的衣裳。十月的风又很爽。这时日头刚要落山又未落山，像是一个红叹号，非常好看。紫红色的晚霞映到云头和青山，青山顿时变成金黄色。从山口往下看，两面青山交汇的一条线一直延伸到山下很远很阔的地方，在远的尽头，有隐隐约约地蠕动着的人头。不细看，你还以为是几粒丢弃的石头。那正是毛润之的队伍在上山。片刻人头越来越大，越来越清晰。他们头戴蓝色八角帽，帽子上方镶着红五角星，很像红红的枫树叶，在晚霞的映射下，使人格外的精神。
马蹄踏处一股尘烟狼起，山坡转弯处一队人马奔驰而来，渐入子珍的眼帘。
袁文才主动地迎了上去。
打头的是毛润之，他先翻身下马，果然英俊伟岸，气度不凡。后面跟随五人，也一一翻身下马。陈慕平紧走几步赶到毛润之身旁，向袁文才介绍道：“这就是中央的毛委员毛润之先生，我的老师。”
“毛委员，我就是袁文才。”
毛润之伸出宽厚大手与袁文才相握道：“久仰！久仰！革命的山大王。”
袁文才道：“哪里哪里，我只不过做些路见不平的事，毛委员来了，还望多多指点！”
毛委员哈哈笑道：“今天我们是站在井冈山，明天我们要站到南昌城，后天我们就要闯北平。让天下人为我们的井冈山的合作书写历史。我说你信不信？”
袁文才一听也笑了：“但愿有那一天。”
两双大手轻轻相握，就改变了中国革命航船的方向。
革命在这里开始，历史在这里转弯。
这是中国革命史上一次重要的握手。无论用何种语言评判这次握手都不为过。袁文才等人的功绩就是在毛委员的队伍走投无路时接纳了他。倘若没有这次接纳，中国革命不知要推迟到多久。后来袁文才、王佐等人惨遭错杀，毛润之曾为此流下眼泪，连喊这是冤案！此是后话不提。
接着，毛委员也把跟随的人员一一向袁文才作了介绍。这时的贺子珍在一边认真地端详着心中的英雄。但见他谈笑风生，如沐春风；一身灰布军装，朴素大方；头发从中间向两边分开，长不到肩；面容清癯，许是长行军的缘故，有些倦色，却锁不住眉头间一股勃勃英气；双眸有神，透彻着刚强、睿智、平和。
换过来当袁文才把贺子珍介绍给毛润之时说：“这是我们军中惟一一位女党员，贺子珍，永新的妇女部长，团委书记。”但见毛润之眼睛为之一亮，认真打量了一番贺子珍，海蓝色的旗袍裙把姑娘修长的曲线美全盘地衬托出来。毛润之毫不掩饰地说：“想不到贵军中还有此红颜。原以为是你们中那一位的太太呢！”
“欢迎，欢迎。”还没容贺子珍伸出手来，毛润之先她伸出手来。两双异性的手相握，便迸发出20世纪的一段传奇姻缘。
贺敏学也自豪地道：“子珍是我的大妹。”
毛润之眼睛又一亮：“噢，原来你们兄妹一家啊！”片刻又问贺敏学：“你有几个妹妹？”
贺敏学伸出三个手指，道：“三朵金花都是党的人。”
毛润之对贺敏学的回答甚为满意，说：“古有花木兰，今有贺家军。”
“我们可比不了花家军。”贺子珍落落大方地道。
毛润之幽默地说：“革命还刚刚起步，任何事情都是发展的吗！现在不行，不等于今后不行。你说是吧？”
当晚，袁文才尽地主之意设便宴招待了毛润之、宛希先一行。
饭后，在袁文才办公室里，两人彻夜长谈。谈家事谈国事。谈家事使他们心心相印，谈国事使他们志向相投。当毛润之得知袁文才农军枪支不多，只有60多枝且都陈旧，有时难于应付山下保安团和挨户团的“清剿”时，便满口答应送给袁文才100条枪。毛润之大海般的胸襟，待人以诚的态度，令袁文才极为感动：“这样我们腰杆硬了，谁都不怕了！”他当即表示欢迎毛委员的队伍，愿竭尽全力安置伤病员和队伍驻扎的问题，帮助工农革命军，在井冈山开创工农武装割据。第二天一早，毛润之果真从山下派人送来了105支长枪，1支短枪。
礼尚往来。当袁文才得知毛委员的队伍急需要钱。在白色势力的四面包围中，军民日用必需品和现金的缺乏，成了极大的问题。一年多来，边界政权割据的地区，因为敌人的严密封锁，食盐、布匹、药材等日用必需品，无时不在十分缺乏和十分昂贵之中，因此影响工农红军的生活，有时真是到了极限。红军一面要打仗，一面又要筹饷。每天除粮食外的五分钱伙食费都感到缺乏，营养不足，病之甚多，医院伤兵，其苦更甚。增加红军的给养使之比较地充足一点，则是迫切地需要的。因此袁文才命令部下把埋在地下以备后用的银元挖出来，约有一千块，装了12个竹筒，如数交给毛委员。这更加深了二者的信任和合作。
袁文才原本是个少言寡语、感情不外露的人。自从毛委员来了，他像变了一个人儿。心也开阔了，话也稠起来。他把崭新的枪支分发给农军士兵，农军士兵得了枪那高兴的劲儿甭提了，一个个向袁文才立下了战表。再说毛泽东领导的工农革命军有了钱，就如马达注入了油，训练热情空前高涨。此时，毛泽东的工农革命军与袁文才领导的农民自卫军的联合，犹如章江、贡江相汇，形成赣江，波涛汹涌向前。
众人捡柴火焰高。革命力量在积蓄着，在联合中走向高潮。这便是毛泽东后来“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英明论断的全部内涵。
第十二章 井冈之恋
毛、贺间的首次谈话
毛泽东与贺子珍的第一次谈话是在毛泽东来茅坪的第四天晚上。
当时，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一团还在山下坚持与敌斗争。毛泽东与袁文才、王佐会面后并没有按时回去，把总部搬到井冈山，还有好多工作要做。边界的斗争，完全是军事的斗争，党和群众不得不一齐军事化。怎么对付敌人，怎样作战，成了日常生活的中心问题。所谓割据，必须是武装的。哪一处没有武装，或者武装不足，或者对付敌人的策略错了，那地方就立即被敌人占去了。这种斗争，一天比一天激烈，问题也就非常地繁复和严重。
毛泽东住在八角楼，原是贺敏学的住房。
这里离贺子珍住的袁文才家只有百十步远，每天毛委员散步，都要经过袁文才的家门，看到贺子珍晒太阳。此时的贺子珍疟疾刚愈，身子很弱。
这天晚上，毛泽东与袁文才、王佐又进行了长谈，主要是谈农军的改编问题，最后达成了如下军事协议：
袁文才、王佐所领导的宁冈农民自卫军为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二团，与毛泽东所领导的第一团相对应。斗争的策略为：坚决地和敌人作斗争，造成罗霄山脉中段政权，反对逃跑主义；深入割据地区的土地革命；军队的党帮助地方党的发展，军队的武装帮助地方武装的发展；对统治势力比较强大的湖南取守势，对统治势力比较薄弱的江西取攻势；用大力经营永新，创造群众的割据，布置长期斗争；集中红军相机迎击当前之敌，反对分兵，避免被敌人各个击破；割据地区的扩大采取波浪式的推进政策，反对冒进政策。
最后一条为永新的党员要回永新去：发展党员，建立组织，进而收复永新。
毛泽东与袁文才、王佐结束谈话时，正好碰到贺子珍进来倒茶水。袁文才说：“毛委员，你不是说要大力经营永新、想了解永新的情况吗？我们的子珍就是土生土长的永新人，可以与她面谈。”
毛泽东连声叫好：“要得，要得。”
袁文才站起身来说：“我和王佐还有别的事要办，你们先谈吧。”说完就出了门。在门外，袁文才对王佐说：“我想把子珍嫁给毛，日后出现什么情况我们也好对付。毕竟子珍是我们当地人。”
“大哥高见！”王佐很同意袁文才的主张。
屋内只剩下两个人。
子珍上前给毛泽东倒了杯茶水，然后找地方坐下来。
毛泽东开口问：“你是永新哪里人？”
“老家在黄竹岭，后来父亲经商，搬到了县城。”
“黄竹岭有多大呢？”
“土地革命初期我到过老家，40多户人家，不到200人，这在山里是比较大的村庄了。”
“你的父母亲经常回黄竹岭吗？”
“永新沦陷时，父母先从县城逃到老家，老家呆不下去了，又从老家逃到吉安，吉安‘八六’事变后，我就不知道他们到哪里去了。好在有二妹贺怡跟着。二妹机灵，保佑她们不会出什么事吧。”
子珍说到这里，毛泽东叹口气说：“等今后革命胜利，这种流浪就结束了。”
“听说你们三姐妹，在永新很有点名气？”
“哪里哪里，别人都是这样传吧，实际我们三姐妹并没做什么惊天动地的事。”
“你读过几年书？”
贺子珍用手比划一下，说：“六年，算是高小吧。父亲不喜欢我们女孩子读书。要不我们还要多读几年哩。”
“没造你父亲的反？”
“要不造反，我们姐妹连六年也读不了的。”
“知识的学校，不光是念些书歌子，社会也是一所大学校吗？想学习是件好事呀！”
毛泽东鼓励她说。
对这次谈话，子珍着实没有一点儿思想准备，想哪说哪。但是毛泽东几句具有亲和力的话，使子珍平静了不少：“毛委员，你想了解什么情况尽管说吧？只要我知道的。”
毛委员换了话题：“永新暴动时是不是有位王新亚的总指挥？”
贺子珍道：“有啊。我们很熟。”
毛泽东道：“秋收起义时他是我的二团长。”
于是二人找到了共同的话题。贺子珍此刻话也多了起来：“新亚大哥不错，临分别时还托人送我100块银元，说是一个女孩子上井冈山不容易，留在身边用。”子珍说着说着泪水都要掉了下来。
“是啊，新亚同志待人不错。”毛泽东也道：“新亚牺牲前也曾送我一个礼物，你猜猜是什么吧？”
“说不准。”子珍摇摇头说。
毛泽东幽默地说：“一个井冈山。”
贺子珍瞠目结舌：怎么是一个井冈山呢？
毛泽东解释道：“这是一点不假。秋收起义前，他向我讲过你们的永新暴动，讲过你贺氏兄妹，讲过袁文才、王佐的农军，讲过井冈山的攻守地形。所以秋收起义失败后，我首先选择了这里。这不是给了我个井冈山的礼物吗？”毛泽东哈哈笑起来。
贺子珍若有所悟地笑了起来。她被毛泽东的幽默智慧所折服。
接着毛泽东又道：“他送你上井冈山的盘缠，又送我一个井冈山的礼物，说明我们二人对井冈山独有情缘！”
毛泽东的一个“情缘”二字，又激得姑娘的心血潮涌。她佩服毛泽东说话的艺术性。
接着，毛泽东又问到永新暴动前后的地下党组织的破坏情况、农民赌禁情况、清匪情况、废除苛捐情况、合作社运动开展情况和文化运动情况等，贺子珍一一都做了认真地回答。后来，毛泽东的《永新调查》就用了不少贺子珍提供的资料。可惜这篇重要文章在战乱中遗失了。
“最近，前委有一种意见，要大力经营永新。我看永新一县，要比一国重要。前委要求永新的同志尽快地回到永新去就是这个意思。今天我想听一听永新当地党员的一些想法？”毛泽东把目光信任地投向贺子珍。
贺子珍深情地看了一眼毛泽东，理了一下腮边的头发，说：“根据眼下的局势，重建组织，发展组织，确立工农武装应该是永新县党组织的当务之急，但是要在很短时间内完成这个任务，为收复永新打下基础，无疑是困难的。千难万难的是，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后，永新县党组织损失最大，是周围几个县中最为严重的一个，不少人叛变了，也有不少人被杀了头，留下的党的骨干太少太少，造成了地方党组织力量薄弱的状况，甚至有些地方出现了空白。要实现前委尽快打开局面的要求，我认为，地方党现在太需要军队党的帮助了。同时，地方的武装也太需要军队武装的帮助了。因此我提个建议，工农革命军能不能派出一批得力的干部到各县去帮助地方干部开展各项工作，这样，前委的计划才能尽早实现。”
“好主张，”毛泽东连声喊好：“军队的党帮助地方党的发展，军队的武装帮助地方武装的发展。好，的确很好。我看前委可以把这个建议作为创建和发展井冈山根据地的一个重要方略来考虑。然后在三县党组织的大会上宣布。”
听了毛泽东这么大为赞赏地一说，贺子珍的心跳动得更厉害了。她的脸颊微微潮红，灿如辉映。
再说毛泽东听了贺子珍这一重要建议，他又把目光再次投向面前这位军中女子，年龄不大，胸中却有雷霆万钧，令他刮目相观。从此贺子珍在毛泽东的心中确立了应有的地位。
直到袁文才的夫人谢梅香喊子珍吃夜宵时，毛泽东才匆匆结束谈话。临分别时留下一句话：“今天谈的不错，下次找时间再谈。”显然毛泽东对这次谈话是大为满意的。
毛泽东要贺子珍当秘书
贺敏学的住所。
灯火通明。
永新的党员在前委“大力经营永新”的指示下，连夜召开了会议，讨论永新的形势和回永新后工作的重点和任务。主持会议的是刘真，贺敏学、王怀、刘作述、贺子珍等23人参加了会议。
对于前委“大力经营永新”的指示，大家听了都感到很振奋，很受鼓舞。特别是前委又抽调了一批军队优秀干部一同前往永新，帮助工作，收复永新，这是对他们的最大支持和鼓舞。
大伙正热烈讨论的时候，前委的通信兵跑了过来，让召集人刘真到毛泽东那里去一趟。
刘真站起身对大家道：“大家继续讨论吧，我去去就来。”
攀龙书院是地主豪绅为教育本族的子弟建造的学堂，八角楼是这里的一栋两层楼的普通砖房。为了上下楼梯光线明亮，在楼梯的顶上用明瓦镶嵌了一个八角形图案，八角楼因此而得名。
贺敏学的住地离此不远。在八角楼里，刘真找到毛泽东：“毛委员，是你找我”。
毛泽东正伏在桌上看文件，抬起头来：“是啊，我要找你。”
“什么事呢？”
“刘真，我想挖你一块肉！”毛泽东站起身来说。
刘真也早知道了前委要贺子珍当秘书一事，没想到这么急，不情愿地回答：“这岂止是挖肉！这叫抽骨头啊！”因为子珍在永新有声望，工作好开展。再说妇女工作半边天，永新实在离不开子珍啊。千军易得，一将难求。对这个问题，刘真还一直没找到合适人选啊！
“抽骨头也得抽！”毛泽东已经下定了决心。
“说实在的，我也有难题，我就这么一个能干的妇女干部。”刘真显得十分不乐意。
“一个不对吧？还有子珍的妹妹贺怡呢？她不是永新县的妇女部副部长吗？”毛泽东也认真起来。
刘真道：“贺怡已经失散，我们正设法找到她。既然前委要子珍，我们小家服从大家不行吗！”
“这就对了！”毛泽东道。
一阵唇枪舌剑，贺子珍就这样回到了毛泽东身边，任前委秘书。
在贺子珍最初任秘书的日子里，她成了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活字典”。井冈山的敌情我情，特别是当地的风土人情、天时地利，都由贺子珍来给他一一介绍。同时他也经常把贺子珍带到身边，不懂就问。贺子珍也一一满足了他。
一个月后，贺子珍受前委的委托去永新的九陇山和南塘村了解根据地的建立情况。为了安全期间，毛泽东派了两个战士一同前往。
贺子珍从茅坪出发到茨坪，翻过一座山，来到九陇山区的万源山。
贺子珍的老家就在万源山的黄竹岭，于是她们便直奔黄竹岭而去。记得在童年时，她曾随同母亲在这里住过一段时间，那里的一草一木都留有深刻的印象。土地革命时，她同兄妹也先后回到家乡宣传革命，建立农会政权，点燃革命火种。大革命失败后，敌人宣布这里是永新的“土匪窝”，血洗了这块红色的土地，许多亲友和同乡惨遭杀害。此时的贺子珍是多么想知道，重新回到人民手中的黄竹岭，是个什么样子啊！心急方恨脚步慢，她和战士们不由得加快了脚步。
她们还没有走进村，便远远听到村中的敲锣打鼓声，一阵高来一阵低。
踩着鼓点，她们走进村子，贺子珍就看到，这个不足200人的小山庄，男女老少都已经组织起来。15岁以下的少年儿童，手中都有红缨枪，加入儿童团，负责村子的站岗放哨；16岁到30岁的青年组成赤卫队；30岁以上的壮年组成暴动队。他们平时把枪支梭镖放在地头，各干各的庄稼活，有了敌情，哨声一响，马上投入战斗。妇女则组织了洗衣队，帮助赤卫队员、暴动队员洗衣服。在永新的共产党员重新回到这里进行战斗后，地主和民团武装纷纷逃跑了，万源山成了永新县的东南特区的大本营，特区的区党委就设在贺子珍家的祠堂里。
在贺氏祠堂里，区委的同志告诉她说：
“我们按照井冈山上对付敌人的‘十六字令’在这里打击敌人。要是小股的白狗子来，估计能打胜，就打它一仗，缴获一些枪支弹药武装自己。如果来的敌人比较多的话，我们就立即转移出村庄，不同敌人死拼硬打。刚来时，我们只有几条枪，现在已经发展到十几条了。”
另外，东南特区的同志还陪贺子珍到九陇山附近几个村落都看了看，所到之处都是一片欣欣向荣。贺子珍很高兴：革命形势发展得这么快，都是因为有党、有毛委员的坚强领导啊！要巩固和发展大好的革命形势，仍需大家努力。
同时，她也得知自己的小妹贺仙圆在自己上井冈山后的第二天，被万恶的敌人抓捕后，断去手指、挖掉双眼给残酷地杀害了。贺子珍听后一阵头涨目眩，她不相信这是真的，怎么天真活泼的小妹一下子就不在了呢？她双目喷火，血债要用血来还！于是她把自己看到的听到的写成一封长信，向毛泽东做了如实汇报。
再说，毛泽东接到贺子珍的信，很是高兴，于是在一个傍晚，马蹄踏碎红霞时，毛泽东带着警卫班，也到九陇山来了。
贺子珍热烈地迎接了他：“接到了我的信吗？”
“不接到你的信，我怎能敢来呢。我这次来是检查这一带工作的，是不是像你说的那样？”
当毛泽东看到这里的工作进展很快，也很高兴，夸奖说：“你们工作做得很好。”
当天晚上，毛泽东在黄竹岭住下来，召开一个会，同东南特委的同志一道，总结了前一段的工作，安排了今后的任务。
会议中间，一位中年汉子闯进来，说是要找毛委员。
贺子珍眼尖，一下就认出这个中年汉子是南塘村农会会长吴裕开，忙起身来和他打招呼：“啊，是吴会长！我们正在开会。”
贺子珍接着又向毛泽东介绍道：“他是南塘村大革命时的农会会长吴裕开。”
毛委员让他坐下，和蔼地问：“老表啊，找我有么子事？”
吴裕开说：“毛委员、贺部长，你们都在，听说工农革命军到了黄竹岭，我连夜赶来，贺部长晓得，南塘村离烟阁乡只有3华里路，县保安有一个分队驻扎在乡政府。我们按照县委布置，想在村里成立暴动队，可群众害怕保安团，不敢参加，暴动队如今还没成立。我这次来，就是想请毛委员派人去帮助才好。”
毛泽东问：“还有别的事吗？”
吴裕开回答：“没有了。”
毛泽东思索了一下，说：“这也是实情，敌人的‘三光’把老百姓搞怕了。有些工作需要借助外力，不然难以打开局面。但是派谁去呢？”
“毛委员，过去南塘村是我的联络点，帮助建立过农会，发展过党员，村里的情况我比大家都熟悉，派我去吧！”贺子珍很冷静地说。此时她心想，眼下人员不够手，自己也应该替毛委员操点心。
毛泽东打量一眼贺子珍，没想到一个手无束鸡之力的女孩子会这样勇敢地站出来。目下，他想得更多的是让一个姑娘深入白区执行任务，让他难以放心。但经过和贺子珍的接触，他已隐隐约约地感觉到对方性格中的两面性：温顺文静中带有一种女孩子中少有的倔犟和执拗。同时，他也认为贺子珍虽是女孩子，又不同于女孩子，过人的能力是有的。毛委员思忖良久，道：“好吧，你就去吧。不过要注意安全。我给你加强四个战士。”
晚稻已经熟了，田野一片金黄，塘中一片蛙鸣。
南塘村是一个秀丽的山村。因这里穷，人民要求革命的积极性特别高，群众基础特别好。这在永新县都是出了名的。
贺子珍一行五人到了南塘村，就秘密深入各家各户谈心，宣传革命真理，以及井冈山出现的新形势，和全国出现的新气象：许多地方工人罢工、农民暴动、士兵哗变、学生罢课，全国都布满了干柴，很快就会燃烧起来。南塘村群众的革命热情硬是像火一样被她们“煽动”起来了。
这一天下午，贺子珍同战士们正在一个老表家里碰头商议成立暴动队的事情，骤然间村中传来“砰！砰……”一阵激烈的枪声，打破了山村的宁静。
放哨的儿童团员气喘吁吁地来报告说：“不好了，白狗子进村了！”
贺子珍忙站起身来，平静一下自己，神情自若地说：“大家快分散转移！”
说时迟那时快。四个战士拔出枪，上了膛，飞也似地冲了出去。
情急中，贺子珍把桌上的秘密材料统统塞进灶膛烧掉，等她要往外走时，敌人已经把房子包围了。贺子珍拔出手枪，顶上火，准备往外冲时，屋里的老表一把将她拉住，低声说：“走不得了，快藏起来！”
这时子弹如雨点般地从院外射了进来。
老表在贺子珍耳边交待了几句，遵命不如从命，贺子珍直奔里间的卧室。
卧室不大，只容下一张床大小，窗户小，光线暗；床上挂着一顶青黑色破旧的蚊帐，贺子珍跳上床，藏匿在蚊帐后面。老表吩咐媳妇往脸上抹一把灰，额上放条毛巾，装病躺在床上呻吟，自己抱着儿子坐在床边哭泣。
“咚咚咚———”
砸门声越来越响，门被砸开，白狗子‘哗’的一下子冲进来，领头的问：“看见了女土匪吗？”
“从来没有见过。”老表边哭边答。
“床上睡的是什么人？”
老表一听，更加号啕大哭起来，断断续续地讲：“我媳妇得了瘟病，没钱抓药，快要病死了，我的命好苦啊……”
“砰砰砰———”这时院外又传来了激烈的枪声。原来战士们并没有走远。听到这边院落的动静，鸣枪进行掩护。
听说是瘟病，谁也不敢近前。
敌军的一个小头目硬着头皮，走近床前一瞅，一个病女人，蓬头垢面的，完全不是他想像中的“女土匪”模样，口中骂骂咧咧：“晦气，晦气。”
出了屋外，又是一阵枪响。
“快撤！”小头目接着又发了话。
枪声加瘟病，闹得挺吓人的，谁也不愿久留，一个个惊惶失措，恨不得扎翅膀飞走。
这样，贺子珍就安全地脱险了。
事后，贺子珍把在南塘村脱险的事讲述给毛泽东听时，毛泽东哈哈大笑：“好险呀，这位老表立了功。救命之恩，当涌泉相报。”
贺子珍牢牢记住了毛泽东的这句话。
全国解放后，贺子珍定居上海，还念念不忘当年那位江西老表，想方设法地找到了这位老表，把他们全家接到上海家中数月。谈起当年在南塘村遇险、脱险的往事，贺子珍感激涕零，不胜言表。此是后话。
在贺子珍的眼中，毛泽覃很像毛泽东
贺子珍胆子大，骨头硬，是说她在南塘村脱险后，并没有吓倒她，使她退却。相反贺子珍坚持了下来，直到南塘村的政权和暴动队成立，接着攻占永新城，使井冈山的革命根据地一天天壮大。革命的形势如芝麻开花节节高。贺子珍那压抑的心情也得到解放，度过冬天的休眠期，进入了杨柳吐絮的春天。
一国之内，在四围白色政权的包围中，有一小块红色政权的区域长期地存在，这是世界各国从来没有的事。这种奇事发生，在影响着周边乃至全国。
收复永新城后，接着革命军又酝酿着向北发展，攻打历史名城吉安。贺子珍听到这则消息，更是激动不已。因为吉安那里，有她逃难的爹娘，还有与党组织失去联系的妹妹贺怡。她们处在白色恐怖下已有些时日了，这不能不使她担心受怕。收复吉安，她们骨肉将得以团圆。这又令贺子珍喜上加喜。
一天，闹钟“叮铃铃”地响起，惊醒了子珍的梦。
原来贺子珍受毛委员的交待，把他刚写的《永新调查》连夜抄写出来，第二天清晨5点传送宛希先过目，然后上报。为抄写这份文件，贺子珍一直忙到夜两点才睡觉，她怕第二天早5点起不来，特设了闹钟。
贺子珍翻身起床，洗了一把脸，就拿着抄好的《永新调查》报告往外走。
贺子珍来到宛希先住地，希先正在院子里舞剑。
宛希先满面春风，精神奕奕，剑从手出，一左一右，一起一伏，似太极雄风，又似蛟龙汲水；忽而悟空观天，忽而大鹏展翅，一招一式，刚劲有力。等他做完一套动作后，忽见子珍立在身后，忙道：“啊，贺秘书！早安。”
宛希先把子珍让到院里坐下，呈上一杯花茶：“贺秘书，你过来，一定有要事？”
“毛委员让我把一个文件呈给你看。”子珍说完把《永新调查》递给宛希先。
“有时间约束吗？”
“你看吧，我等着。看完签个字，要上报的。”子珍道。
“那好吧。”宛希先开始认真地阅看。
……
子珍离开宛希先驻地的时候，太阳已经升到中天。白茫茫的晨雾早已散去，丽人容貌般的杜鹃花，更显得迷人。一对花喜鹊在樱花枝头鸣唱……子珍猛然想起了什么……，19岁的子珍也该恋爱了？今天她能为毛泽东办成一件事情，解除他几天来的苦恼而高兴。她想马上见到毛泽东了。外面的风光虽然诱人，而没有毛泽东在旁更感到孤独……
她不知道自己是怎样回到毛委员的办公室的。可是令人失望的是，她想见到的毛泽东已不在办公室。他到哪儿去了呢？桌上又没有留下条子。
贺子珍正在恍惚间，一个人抬脚迈进屋里。她扭头看去，此人高大伟岸，英俊飘逸：“毛委员！”突然间忙又改口道：“你是———”
“毛泽覃。”来客自报家名，道：“我是毛泽东的二弟。”
贺子珍歉意道：“你们兄弟二人长得这么相似，倒叫我张冠李戴哟，真对不起啊！”
“没关系。”毛泽覃打量了一眼贺子珍，风度翩翩地道：“你是……？”
“毛委员的秘书———贺子珍。”贺子珍大大方方地回答：“请坐！”
贺子珍泡了一杯茶送到毛泽覃面前：“你是从哪儿过来？”
“我是从南昌过来的。”
“是朱德军长的部队吧？”
“是的。”毛泽覃点点头说：“八一南昌起义失败后，我们便转战到湘南、广东一带，部队现在湖南郴州农村打土豪分田地。朱军长听说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部队上了井冈山，因此特派我为两支部队会合作联络。”
“噢，是这么回事。”贺子珍又问：“你还没吃饭吧？我去安排饭去。”贺子珍正要出去，与毛泽东撞个满怀：“你这要到哪去？”
贺子珍手指屋里道：“你瞧，屋里谁来了？”
毛泽东向屋里看去，这时毛泽覃也走出来叫：“大哥”。
毛泽东上前紧紧握着泽覃的手，道：“你小子怎么来了？”
“我是奉朱军长之令而来！”
“南昌的事我晓得了。”毛泽东稍停一下道：“是不是‘虎落平阳被犬欺’了？”
毛泽覃回答：“没有根据地，就像人没有家一样，反正日子不好过。”
毛泽东挥手道：“那就告诉朱军长，就上山吧。不然的话，我们放心不下？”
“好的。”
片刻，贺子珍也端来热腾腾的饭菜：“别说话了，趁热吃饭吧。”
毛泽东道：“快吃饭，吃完了再谈。”
毛、贺的花好月圆
毛泽覃“下山”后不到一个月，杜鹃花红遍井冈山的时候，毛泽东又迎来了朱德、陈毅的南昌八一起义的部队。
倘若说，章江与贡江合流则形成赣江，赣江再与蜀水合流，则形成滔滔江水入大海。中国工农革命军经过扩大和整编，肃清了单纯军事观点、极端民主化、流寇思想、盲动主义残余，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袁文才、王佐的部队也成了该军的第三十二团。红四军成立以来，又成功地粉碎了敌人一次对井冈山的“清剿”。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井冈山像一把利剑插入敌人的心脏，成了名副其实地中国革命的摇篮。中共党人也以井冈山引为自豪。
高高的井冈山，长长的罗霄山脉，你是中国革命的希望！
此时的革命形势正如毛泽东所预言：
“马克思主义者不是算命先生，未来的发展和变化，只应该也只能说出个大的方向，不应该也不可能机械地规定时日。但我所说的中国革命高潮快要到来，决不是如有些人所谓‘有到来之可能’那样完全没有行动意义的、可望而不可即的一种空的东西。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①
革命形势的发展，也微微掀动了子珍爱恋的一角。
形势越好，她越佩服“舵手”毛泽东。
她对毛泽东由先前的崇敬，已变成了真心的爱恋。她也由先前的一般秘书真正成了毛泽东的生活秘书，无微不至的关心。大到饮食住行，小到一个鞋带、一只袜子等。这一点，毛泽东不会不体验到贺子珍爱心的用意？爱与被爱都是幸福的。不过，他还仍像往常一样，一切都没有发生。革命工作一件接着一件，不允许他有非分之想。再说他也是有家室的人了，传统的观念在封闭着自我，期待着金钥匙的打开。
这一天晚上，贺子珍为毛泽东洗好了衣服，不会做鞋的她，又突发奇想，要为毛泽东亲自做双鞋子，以示自己的爱心。从小家里并不穷，应该说，做鞋的活儿妈妈没有教她，她只是串家走巷时看到婶婶大娘做过鞋，并不晓得全过程。革命也没有事先铺好的路，做鞋何不是这样呢？于是她就悄悄地做起来。工夫不负有心人。不到两天，一双崭新的鞋子总算做成了。袁文才的夫人谢梅香看了，连声喊绝，道：“针角匀，行得直，气死行家了！”
贺子珍要给毛泽东一个惊喜。
这天晚上，贺子珍把鞋子藏在床头的被子下在等待着毛泽东的回来。
夜半三时，院子里传来了毛泽东重重的脚步声，贺子珍悄悄地躲藏在门后。
毛泽东进屋，径直朝床铺走去，打开被子，发现一双崭新的鞋子。他吃惊一下，又随手丢在床头，因为太困，随即便倒下了。
子珍看了这一幕，“哇———”的一声委屈地哭了，接着便跑出了屋。
“子珍！子珍！”毛泽东呼喊着，子珍头也不回地跑了。
子珍跑了，搞得毛泽东困意全消。
他反思着自己的不是，自从子珍来到身边，为他操了多少心：一幕幕一条条全在他的脑海里显现：
———黄竹岭蹲点，子珍用尽了心血。
———南塘村遇险，子珍死里逃生。
———《永新调查》报告有着她的一半功劳。
———那大大小小会议的记录，前委文件的保存，报纸的剪贴。还有发生在毛泽东身边的大大小小的事情，无一不是她处理的……
正是有了她，毛泽东才得以全心全意地投入他的工作中去。
毛泽东转侧难眠，直到天亮时，他双眼还盯在八角楼上方的蜘蛛网。
第二天，子珍上班时，他向子珍诉说了这一夜的苦衷。
子珍笑说：“谁叫你不理解俺的这颗心呢？”
毛泽东解释道：“这两天我也心烦意乱，上级执意要调动我们两个团的兵力支持湘南。井冈山的形势刚好，朱德的部队还没有全上来，我担心两个团一走，敌人会乘虚而入。”
“那就讲清这个情况吆！”贺子珍道。
“都说自己的重要，谁去听你的呢？再说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唉！不讲了，越讲越生气！”毛泽东接着说：“你做的鞋太合脚了！”于是拿出来穿在脚上。
贺子珍回答：“那是我用心做的，能不合适吗？”
毛泽东道：“谢谢你的一片心。”
“难道说一个谢字就能表达了的吗？”
“你让我怎么样？”
“我让你看看我的心，有多爱你。”子珍终于鼓起勇气说出了口。
毛泽东沉思良久说：“我知道你的心，我也知道你是位好同志，好姑娘，我也很爱你，因为……”
“因为什么？”贺子珍追问。
“因为我……”
接着他说出自己的身世：“我已结婚，妻子还在家乡，路途遥远，杳无音信，再说那里是白区，也不知她是死是活哩？”说着，毛泽东眼圈发红，低下了头。
“你不要难过。天会晴的。”
接着他们谈理想，谈明天的希望，越谈两个人的心越近，越谈越觉得志同道合。
子珍与泽东的相恋，在没有公开之前，已有人隐隐约约感觉到了。她不是别人，正是袁文才的夫人谢梅香。是她主动站出来为子珍保媒，成全了他们的世纪姻缘。
1928年5月的一天，在一个花好月圆的傍晚，大家围坐一起，清茶一杯，袁文才夫妇又烧了几个素菜，以水当酒，敬天敬地，共祝革命的成功。简单的婚礼，孕育着革命必胜的哲理。
毛泽东入乡随俗
毛泽东和贺子珍新婚不久，红军第三次打下永新。他们便随部队来到永新县县委所在地———田溪镇。
田溪是永新县一个大乡，离县城25公里。红四军三十一团的一个营驻扎在这里，开始在这里建党建政，打土豪分田地，取得经验，推广全县。毛委员和贺子珍一同来到这里，就受到当地群众的夹道欢迎。
刘真同志是当时的永新县委书记，也是一位活跃分子，当听到当地群众要求为永新的姑娘贺子珍举行第二次的婚礼时，便应允下来。刘真先找贺子珍商量：“你是我们永新的姑娘，我们永新的风俗也是客家人的风俗，讲究姑娘回媒（门）时，要举办第二次婚礼。群众有这个意见，你和毛委员也要入乡返俗啊！”
贺子珍想了想，认真地说：“这个事你得同毛委员商量。这样的事我不易代转。”
刘真也是一位智多星，要办的事一定办成。说实话他怕毛泽东一口拒绝，着实动了一番脑子。
这是一天傍晚，夕阳西下，红红的太阳将要落山，毛委员和战士们一起在田里帮助老百姓插秧，兴致很高。临收工时，刘真跑了过来，道：“报告毛委员，老乡让我向你转达一个事？”
毛委员取下头上的草帽，兴致勃勃地问：“么事？让你这个大县委书记跑得满头大汗？”
“我们怕毛委员不同意。”刘真故作为难地说。
毛泽东高门阔嗓地道：“瞧瞧你这个人，没说话就给我戴高帽！么事说我不同意呢？”
刘真看毛委员认真在听，便道：“我们永新这一带有一个不成文的规矩，永新出嫁的姑娘，第一次回永新时，这叫‘回媒’，一般要再搞一个婚礼仪式。老乡说了，你和子珍也不能例外啊！”
“要得！入乡随俗吗？”毛泽东爽快地答应了。
刘真又道：“毛委员，我们永新人研究了一下，就放在明天晚上。”
“要得，客随主便。”毛泽东回答：“明天晚上，我不懂规矩，有我要准备的事，你也顺便交待一下吧？”
“你准备一个节目就好了。”
“这么简单。”毛委员道。
毛、贺的永新婚礼被安排在田溪的田家祠堂里举行。
田家祠堂位在村子西头。且说这天傍晚，田溪人像过年过节般地涌向田家祠堂看热闹。把个田家祠堂围了个针扎不透，水泼不进。真真是里三层外三层。黑压压密匝匝的。有老有少，有男有女，有抱着孩子的妇女，还有刚过门的新媳妇，头扎彩巾，面带羞涩，也夹在其中。她们不光想一睹毛委员的风采，也想一睹“永新一枝花”的美丽。
田家祠堂布置得一新。大门两旁垂下了红对联；门心贴上了剪纸红双“喜”，且是倒着的。祠堂内的正面墙上挂着苏维埃列宁的头像；两面带有锤子镰刀的红旗分挂两旁。中心的桌子上摆着水果，茶壶和茶碗。四周摆满了长条木板凳，围了一圈又一圈。还有一盘带有喜事气氛的花花绿绿的鞭炮早已挂在院落的大樟树上。但等有人点燃，婚礼便开始了。
下午5点1刻。
“迎新郎啊———”
随着主持人刘真的一声长喊，躲藏在树上的娃子点燃了鞭炮。山里人喜欢热闹。在“雷子炮”和“百挂子鞭”的响声中，毛委员和贺子珍面带微笑，挽手走进祠堂，激起大家一阵阵掌声。特别是那些看热闹的伢子们，停止了捡炮，满头挂着炮纸碎屑，挟带着一股烟硝味儿，又一拥而上挤到祠堂门前。
大人们像开会般在堂内的长条板凳上入座，只有新娘新郎在列宁像前站立着。
主持人道：“大会进行第一项婚礼开始。大会进行第二项新郎新娘向来宾鞠躬！”毛委员和贺子珍并排站着向前向后，向左向右鞠了四个躬。
大会议程一项一项往下进行。完全体现了新式婚姻的内容。最后一项是新郎和新娘的娱乐节目。应该说这是婚礼的高潮。
“今天是大喜大庆的日子，大家欢迎毛委员来个节目好不好？”刘真道。
“好———”
“乡亲们鼓掌！”
一阵掌声迭起。
毛委员说：“乡亲们好啊，要是让我做报告，肯定是一套一套的，要是让唱歌啊我怕把你们吓跑。今天是大喜的日子，我干么要吓你们呢？因此我请你们的贺子珍部长替我唱好不好？”
“好———”
一阵掌声迭起。
贺子珍落落大方地说：“我用永新民歌唱一段《最爱情哥当红军》。”接着悠扬的歌声响起，极富穿透性，第一句歌词就得了个满堂喝彩。
歌词是：
杉皮屋顶怕大风，
纸糊灯笼怕火烘。
白军最怕我红军，
豪绅最怕我工农。
八月桂花香喷喷，
香遍满院香过村。
千香万香我不爱，
最爱情哥当红军。
子珍的歌声刚一结束，刘真就喊：“好不好？”
“好———”
“妙不妙？”
“妙———”
“要不要？”
“要———”
子珍又高歌一曲《快当红军打土豪》：
对河一株幸福桃，
要想摘桃先过河。
受苦穷人要翻身，
快当红军打土豪。
婉转动听的歌声，新鲜活泼的内容赢得了乡亲们的掌声阵阵，从而把婚礼推上了高潮。直到如今这段佳话还在上了年纪人的口中流传着……
晴天中也有多云
应该说，贺子珍与毛泽东婚后是甜蜜的。
八角楼上，有她们甜蜜的说笑声；茅坪河旁，有她们散步的身影；千年的枫树下，有她们交谈的场面。一个当学生，一个当先生，研究古典诗词，评析《红楼梦》的人物命运，寻找共同兴趣，在寻找中让爱情再加一层蜜。
战争年代是艰苦的，艰苦的年代也孕育着浪漫。一个鸡蛋，一只山鸡都有一个甜美的故事。比如说一个鸡蛋，是贺子珍特意从乡亲那里买到的，因为毛泽东发烧没有了食欲。贺子珍问毛泽东愿意怎么吃？毛泽东说，煮吃太浪费了，就打鸡蛋汤吧！我喝一碗，你也可以喝一碗；有时候一个鸡蛋煮熟了，毛泽东说，你吃黄我吃青，这叫青包黄，大让小吆。是啊，毛泽东不但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在她们两人的婚姻中，毛泽东始终扮演大哥哥的角色，而贺子珍则以小妹妹自居。因为生活需要多彩，日子需要浪花。小两口磕磕碰碰，也是寻常事。
天有阴晴，一缕阴云遮着了明丽的阳光。
她们婚后不久，小两口就着着实实地吵了一架。
且说贺子珍这性格中有两条“龙”，一条龙姓“刚”，是说她温柔中透着姑娘中少有的刚性；一条龙姓“强”，是说她平和中透着姑娘少有的要强来。应该说吵架拌嘴就是这“两条龙”的作祟。
应该说这性格中的“这两条龙”是她的人生优点，也是她致命的弱点。古人云，两强相争，必有一伤。
再说她们新婚后的第一次争吵，是贺子珍不甘牺牲自己事业的表现。
贺子珍道：“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事业，难道只有秘书工作才是我的事业吗？整天价在屋子里，保管、整理文件，感到没有意思！”
毛泽东道：“也许你不嫁给毛泽东，你可以做女将军、女司令，但是你嫁给了毛泽东，做秘书这是最合适你的工作。如果从大的方面讲，这叫服从组织。”
贺子珍道：“你不是说青年人应该有自己的追求，我觉得秘书工作太单调，锻炼不了人。再说我是从基层上来的，更应该适合基层工作。坐苦不如下去吃苦。一个人的价值得不到发挥，这是最大的苦！”
毛泽东耐心解释：“你政治好落后。秘书工作是头脑工作。不是说任何人都能干得好的和干得了的。这里面有个素质问题。一是说它重要，它担负着上联下传的任务。我们同中央的联系，中央对我们的指示，都要通过你这个秘书。二是说它重要，秘书工作也是后勤工作，你把后方工作做好了，不仅是对我的工作支持，也是对特委、前委工作的支持啊！三是说重要，这是分工上的重要。这里是心脏部位。本身有个安全保密问题。你当秘书大家放心。”说到这里，毛泽东深情的目光再次投向了贺子珍，拍了拍她的肩膀道：“再说女人是男人的一半，我也离不开你啊！”
毛泽东说到这里，贺子珍破涕为笑，“看来我只能嫁鸡随鸡了。”
毛泽东幽默地表扬道：“一个巴掌拍不响吗！这才是我们贺秘书要说的。倘若我这个特委书记不让干了，你的秘书也就到了头，那时你再当我的司令好不好？”
实际上贺子珍只是向丈夫倾吐一下自己的委屈，丝毫没有影响自己负责的秘书工作。
在毛泽东的提示下，她很快就发现秘书工作的重要性和自己新的兴奋点。
应该说，当时部队处于初创阶段，一切规章都极其不正规。机要文件没有专人管理，没有保密等级，混乱不堪，遇事查阅起来十分不便。这正给贺子珍一个用武的天地。于是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她费了很大的力气，才理出个真正的头绪来。
在贺子珍工作取得成绩时，毛泽东又及时地给以鼓励：“子珍同志，有人要给你请功了！”
“谁要给我请功？”子珍随口问。
“毛泽东啊！”
“我干工作不是为了请功。”此时的贺子珍已经十分明白，当毛泽东的生活秘书和机要秘书，应该安于平凡、琐碎的工作。
此后不久，上井冈山的女同志越来越多，贺子珍看到有的女同志上进了，独当一面，虎虎生威，工作很有成绩，或者表现在学习上能说能讲，理论水平大大提高时，她的思想受环境的影响和人员变动的影响，又出现了一些反复。这是由她刚强的性格所决定的。使她情不自禁地回想起在永新时那段演讲的时光，可现在她感到深深地落伍了。她是既羡慕、又懊丧，觉得自己做了重大的牺牲，埋怨毛泽东不培养自己。
每到这个时候，毛泽东总是先让她把话说完，然后再耐心地开导：
“我说子珍啊，你别以为只有上前线才是锻炼，上学才能提高，还有实践是老师，后勤工作同样锻炼人。好多同志没有上过一天大学，包括我们许多军队的领导人，也没有进过什么军事大学，他们带兵打仗，同样都很有成绩。”
“打铁得要自身强，我希望学习，得到提高。”贺自珍说。
“等革命有了条件，我送你去学习。”这实际是毛泽东的一句安慰话，可子珍却记住了，一直到了延安，她又重提学习一事，倒让毛泽东十分尴尬。此是后话。
此后，贺子珍把整个身心投入到她所热爱的秘书事业后，直到做秘书工作的负责人，就再也没提秘书工作重要不重要的事 ，相反她觉得自己以前的看法太幼稚了。当她站在讲坛上给新的秘书和机要员讲解工作体会时，都是毛泽东当年教育她的翻版话。贺子珍从结婚起，直到1932年底，她一直从事这个工作。在井冈山时期，她为前委、湘赣边界特委管理机要文件，后到了中央苏区，她仍为苏维埃中央政府管理文件。同时，她又兼做毛泽东的生活秘书。
贺子珍曾说：“我16岁参加革命，本是个活泼刚强的女孩子，后来由于工作环境的熏陶，使我渐渐走向沉默。我是把生命献给了革命，把青春献给了毛泽东，把天生好动的性格献给了沉默。沉默中又增强了我那原本的任性。”对于她这种牺牲自己的志趣，默默无闻地把生命贡献给平凡而又琐碎的工作，这种革命的情操，并不是我们革命队伍里所有的人都能够理解的。不时地有一些闲言碎语传到了她的耳朵里，想不听也不行。
有的说她是一个作茧自缚的女人，有的说她的文化不高，就凭脸蛋漂亮嫁给了毛委员；有的说她是一个赋闲无事的人……对此，贺子珍是有过痛苦的，为此曾恸情地哭过。后来毛泽东请曾志、康克清出来做工作，贺子珍才不哭。试想如果她不是毛泽东的夫人，她何尝不能成为一个叱咤风云的女指挥员呢？从她早年在永新的革命活动的历史，可以不难看出她是一个有胆有识的女子，巾帼不让须眉。多年来她是多么向往这种独立的、能充分发挥自己才能的战斗生活啊！这也许是一种多年形成的惯性，像骏马过涧，突然收不住蹄似的。且说1930年，李立三“左”倾路线统治中央。他们认为革命高潮已经到来，一面命令红军攻打长沙，一面要求组织妇女团。当时成立了两个妇女团，贺子珍被任命为其中一个妇女团的政委，康克清被任命为团长。她们在陂头还办了一期妇女军政训练班，专门训练妇女干部。贺子珍当主任，曾碧漪任教导主任，康克清是军事教员。当时贺子珍非常热心于这个工作。但这是“左”倾路线的产物，随着对“左”倾路线的批判，妇女团成立不久就解散了。贺子珍又回到原来的秘书工作岗位。
常言道，谁家夫妻过日子没有不磨牙的。贺、毛这对夫妻当然也不例外，夫妻生活中都难免磕磕碰碰，来一场“舌战”，来一场“干戈”，双方对垒的时候，总是会各有胜负。毛泽东有时就爱以“武力威慑”、“政治威胁”来对付贺子珍，有时就“开除”她的党籍，给她搞一次记过“处分”。但毛泽东毕竟是毛泽东，有时是他自己引起的“战火”，自知理亏，就又主动要求“停战”求和，化“干戈”为“玉帛”。毛泽东赔笑地对贺子珍说：“你是铁，我是钢，碰到一块响当当。”说到这时贺子珍就破涕为笑起来。
①《毛泽东选集》，第一卷106页。
第十三章 毛泽覃婚恋
毛泽覃负伤
公元1929年1月4日。
宁冈的柏路，一个神秘的会议在这里召开。
说它神秘，它是一个关于中国命运的战略转移的会议。历史上也叫“著名的柏路会议”。
会议决定，留下红五军和袁文才、王佐领导的三十二团坚守井冈山，其余随毛泽东下山出击赣南。最初的目的是为了“围魏救赵”，以解井冈山之围。
且说井冈山是毛泽东、朱德等同志领导红军创建的中国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毛泽东自1927年10月底率领工农革命军上井冈山以来，在1年零2个月的时间，和广大军民一起苦心经营，不仅将五百里井冈建成为一个巩固的后方根据地，而且总结出了将党的工作重点由城市转向农村实行武装割据的经验和理论。毛泽东对井冈山根据地非常重视和喜爱。他曾生动地说过：“井冈山是个好地方，比南京好得多。它周围500里，附近有10个城镇，有山有水，腾云驾雾。蒋介石的南京就没有我们井冈山大。蒋介石‘占市为王’，我们就‘占山为王’”。
同时毛泽东还说过：“不到万不得已之时，我们是不往赣南去的，因为赣南地处赣江上游，离大城市远，到赣南去在政治上是没有出路的”。他所说的“没有出路”，指的是不能对南昌、长沙等大城市造成威胁。
可是，山势险峻、森林茂密的500里井冈，作为军事根据地确实理想，然而其中心茅坪和大小五井，“人口不满两千，产谷不满万担”，难以长期承受大量红军的经济给养。1929年元旦一过便进入“小寒大寒，拧水成团”的隆冬。这时，井冈山已冰封雪冻，可山上的红军将士，许多人缺衣少被。经费紧缺，粮食也快吃光了。更为严重的是，此时湖南和江西两省国民党军队已集结18个团的兵力，将井冈山包围起来，即将发动新的进攻。
面对严重的敌情，在研究应敌策略的宁冈柏路会议上，毛泽东力排众议，主张留下部分兵力守卫井冈山，红四军主力突围下山出击赣南，调动敌人，以解井冈山之围，并筹措经费给养，然后再乘隙回到井冈山。于是，红军众将领当即计议：彭德怀、滕代远和何长工等人率领的红五军和红四军三十二团守山；毛泽东、朱德、陈毅等人率领红四军主力出击赣南。
部队出击的前一天晚上，红四军三十一团一营党代表毛泽覃，拎着一只山鸡来到毛泽东的住处。
子珍迎上去：“来了就来了，咋还拿着礼呢？”
“大嫂，瞧你说的。三连的小潘打了一只山鸡，我们人多也吃不着，他们建议让我拿过来让大哥补补身子。”毛泽覃边说边把山鸡交给贺子珍。
“好，我就接着了。”
毛泽覃又道：“大嫂，我们部队下边传说很多，说你是双枪大嫂，枪法很准是吗？”
贺子珍笑了笑：“还有什么传说？”
“说你们贺氏三姐妹个个都是英雄，都是美人。”
“唉，嘴是长在人家那里，愿意怎么说就怎么说呗。”
这时，毛泽东听到小弟的说话声，好久没看到小弟了，也主动凑了过来：“泽覃，部队要开拔，你们营动员了没有？”
“我们昨天就动员了。”
“有什么问题没有？”毛泽东问。
毛泽覃回答：“部队不愿意离开根据地。”
毛泽东道：“我们说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吗，不走出去，怎么能燎原呢！”
“大哥讲得好。昨天我动员了半天，没有你这一句话精辟。”
“不讲这了。”毛泽东挥挥手道：“中国有句古语，无父兄尊。我想问问你和文楠的事？”
小弟回答说：“情况很糟糕，最近听人说她被捕了。”
“有什么情况吗？”
“生死不知啊。”
毛泽东道：“敌人也太残忍了，什么事都会干出来的！你也要有所思想准备啊。今后如遇到合适的，也可以再找，只怕你用心。你大嫂也在这，也可以帮助物色啊。刚才我听你们讲什么三姐妹，也不是不可以考虑吆！”
子珍脸微微发红：“瞧你说到哪里去了。你不说，小弟的事我也是想着哩。干什么都要有个缘分，缘分不到，急也没用啊。”
话说1月22日，红四军出击赣南，首战大捷，攻下大余县。
队伍进入大余县后，贺子珍和姐妹们便忙碌起来。她们在街头搞宣传刷标语，尤其是街头演唱更引人注目。她们挥动着彩带，大动作的跳跃着，舞步多姿；高歌着，歌声婉转。激起人们驻足喝彩。
苏区政权一枝花
花根扎在穷人家
贫苦人民有了党
红色政权遍天下
红军打来晴了天
穷苦人家笑涟涟
三荒五月有饭吃
九冬十月有衣穿
苏区农民分了田
快乐如神仙
白区农民（冒）饭吃
大家苦涟涟
苏区新开一枝花
长冈妇女学犁耙
盘古开天第一次
织女下凡种庄稼
整个大余县正处在载歌载舞、欢乐庆贺之中，突然，城外响起了“叭叭叭”的枪声。原来敌军李文彬部侦察到红军主力二十八团、三十一团攻占了大余，且立足未稳，便直扑大余而来，包围了大余县城。
出敌不意的胜利也带来了红四军自己的“不意”。
红四军占领大余后，当晚，前委确定林彪的二十八团配置在城东北一带山地担任新城、赣州方向的警戒。但是林彪思想麻痹了，既没有组织连营主官察看地形，也没有研究各种战况下的协同配合，更没有派部队占领城东北的天柱山和惜母岭两个制高点。当激烈的枪声传到军部时，敌人已经完成了对大余的包围，统一指挥布置方案已经来不及了，只能各自为战。
枪声越来越急。贺子珍在毛泽东的身边寸步不离。
毛泽东静听一下枪声，他判断是从二十八团驻地响起的。于是便对朱德道：“司令，我到二十八团去去就回，看看敌人到底来了多少？这里你来应付。”
朱德吩咐：“快去吧，注意安全。”
贺子珍担心毛委员的安全，说：“我同你一起去。”
毛泽东犹豫了一下，点点头：“好吧。”
他们来到二十八团的团部，团部没人，径直走向前沿阵地。在激烈的枪声中，二十八团没有组织认真的抵抗，边打边退。毛泽东拉着一个后退的士兵说：“不要跑了，快把你的团长找来！”
“他，他在那！”士兵手一指，喊道：“林团长———”。
团长林彪气喘吁吁地跑过来，毛泽东命令道：“不能后退！要组织力量顶住！否则军队无法转移。请你执行！”
“是，毛委员！”林彪敬了个礼，然后跑回阵地指挥。
这时队伍如潮水般地后撤，前面枪声越来越烈，林彪抱头向后方跑起来。此间毛委员正迈步返回军部，忽见一支溃军从身边林子里一闪而过。贺子珍大眼望去，认出了林彪：“那不是林彪吗！”
贺子珍大声疾呼：“林彪，你怎么自己往后跑了？毛委员还在这里呢，你还不赶快组织抵抗？”
林彪装聋作哑，头也不回，一直往后跑。失去指挥的二十八团，队伍顿时大乱。此间毛泽东和贺子珍都暴露在敌人的面前。在这关键时刻，陈毅急调三十一团第一营上来阻击了敌人，才使局面得以扭转。
在这危急的时刻，三十一团一营党代表毛泽覃和他率领的一营官兵及时上前，并没有畏惧，人在阵地在，誓死保卫毛委员安全！
他们人自为战，排自为战，连自为战，奋力抗击来敌；后面的红军独立营和特务营的官兵们也是好样的，面对强敌，仍然以一胜十，英勇杀敌。独立营的营长张威同志，为了掩护军部转移，最后粮尽弹绝，英勇牺牲。
再说大英雄毛泽覃，临危受命，林彪退下来，他们顶上去，表现了大无畏的革命英雄主义。如果没有他的英勇地出现，历史将会重写。
且说这场战斗打得异常激烈。在敌人如潮水般地冲来之时，他们跳出战壕，与敌人展开了肉搏战，把敌人消灭在阵地前沿。这样一连打退了敌军的七次冲锋。他们认为多坚持一分钟，就给毛委员一分安全。因此，人在阵地在，誓与阵地同存亡，已成了官兵们献身的誓言。
战斗整整持续了半个多小时。毛泽覃估计毛泽东和后面的部队撤退得差不多了，大手一挥“撤———”
等敌人冲上来时，他们已上了馒头山。
馒头山形状像馒头。上了山以后，天就暗了下来。他们在山上清理了人数，一个营损失了一大半。这真令人痛心！忽又有人报告，敌人又追上来了！
伫立山顶，放眼四望，整个馒头山和附近地区被敌军团团包围着。敌人的喊话声时隐时现地传来：“你们已被我大军包围，赶快缴枪投降吧！”“不投降就叫你们灭亡！”……
喊话间，山下枪声大作，党代表毛泽覃同志赶快对大家作了简要动员：
“现在情况十万火急，我们70多人已经被敌人发现，现在的任务是立即突围，撤离此地，向山下跑，到大安子庄会合。大家立即执行！”
“我们连还押了两个犯人，怎么处理？”营长请示道。
毛泽覃作了个抹脖子手势：“杀！”
“是！”
于是在撤离前，营长安排把一位排长和犯人留下，自己带领其他人前行。当他们跑到山下时，后面枪声响了。不长时间，那排长也满头大汗地赶上了队伍，回报说：“我们送他们上西天了！”
“不好！右方有敌人！”侦察参谋话音未落，从一连、二连撤离的方向传来了枪声。那枪声一会急一会缓。看来部队已经与敌人接上了火。
枪声持续10分钟，一连传来消息：代连长赵志平已经光荣牺牲。这时，队伍已被打散，情况十万火急。
这时，党代表毛泽覃主动站出来，道：“一切听从我的命令，避开敌人火力。一连在前掩护，二、三连绕河突围，其余随后跟上。”
“打！”随着一排长韩庆皂的口令，枪声响彻云霄。二、三连向河边匍匐前进。在接近河边的时候，敌人的机枪响了起来，似是发现了他们的行踪。毛泽覃安排前边的队员，随着敌人机枪停射的间隙，鱼跃过河。
一个过去了。
两个过去了……
还有不少同志牺牲在敌人的枪林弹雨中。过了河，毛泽覃清点了一下队伍，70多人的队伍此时剩下不足40人。
队伍沿河沟前行，踩上了地雷，又有几位同志壮烈牺牲。在接近大安子庄时，毛泽覃身边只剩下7个人。他们正要跳过土墙进村，刚好与张营长和卫生员小刘等不期而遇了。
张营长告诉大家：“此村已被敌人封死，我们已经从前面的死胡同里面退了出来，不要再去了。”
“那怎么办？”毛泽覃问。
张营长用手一指：“那边没有枪声，我们往那边走！”
毛泽覃正要走时，“啪———”一颗暗弹飞来，正好射中毛泽覃的左大腿部，他“唉”的一声倒下了。
卫生员小刘急忙跑过来，背起毛泽覃就跑，一直跑到认为安全的地方。
此时，夕阳西下，六七十人的队伍只剩下十多人，他们朝着太阳落山的方向走去。
在一处山坡上，他们烧掉随身携带的所有文件，在敌人的“三光”政策面前，意图与大山共存亡。他们走了一晚，终于在第二天天亮前，冲出了重围。大家谁也不做声，暗自庆幸着大难不死。
太阳啊，你给人以温暖。
太阳啊，你给人以希望。
有了你，九死一生的我们注定有明天！
毛泽东拜见“泰山”
公元1929年2月，一过惊蛰，天气就骤然暖和起来。
山野泛了青，柳条抽出了新芽，一声春雷响过，那贵如油的春雨也淅淅沥沥地落下来。漫山遍野笼罩在轻纱般的雨雾里，清新，水润，如画样的美丽。东固革命根据地，位于井冈山东北部，又称“东井冈”，洋溢着浓浓的春意。“东井冈”根据地于1927年11月开始创建，与井冈山革命根据地遥相呼应，是赣西南革命根据地的中心。
话说这一天一大早，贺怡就带领几位女孩子在街头张贴红红绿绿的标语。从街东到街西，从北头到南头，刷了一遍，整个村子红红绿绿，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那标语上写得明白：
“欢迎朱、毛红军到东固！”
“打倒土豪劣绅！”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一切权力归农会！”
……
太阳转到东山头时，村东头响起了鞭炮声、锣鼓声和欢呼声。学校的学生列队街道两旁，欢迎毛、朱的队伍从大余县辗转来到了东固。毛泽东和朱德二位领导走在队伍的最前头，不时地向沿街群众挥动着手势。此时，贺怡也站在欢迎人群的最前头，心想毛泽东过去了，该是姐姐贺子珍了，可是她没有看到姐姐，一直到队伍的尽头，她看到了有十几个女红军英姿勃勃地向她走来。在这些女红军中，她一眼认出了姐姐，因为姐姐的个头最高，在红军姐妹中，异常突出。
“姐姐———”贺怡踮起脚尖激动地喊起来。
“子珍，有人喊你！”走在贺子珍身边的吴若兰提醒子珍。
子珍顺着吴若兰手指的方向看去，果然看到了一个妙龄美丽的姑娘，在向她打着手势。
“小妹！”贺子珍也激动地跑出队列，贺怡也跳出人群，一年多没有相见的姐妹俩拥抱在一起。双方都有流下激动的热泪。
“爹妈怎么样？”贺子珍急着问。
“爹妈很好，就是挂心你。”
“她们现在干什么？”贺子珍又问。
贺怡回答：“爹在净居寺里当斋公，娘在寺院也吃了斋。我现在负责赣西特委的妇女工作。”
贺怡说到这里又问：“姐姐，听说你结婚了是不是？”
贺子珍道：“是啊。最前面走的就是你姐夫毛泽东。”
贺怡笑道：“我看到了。他很高大英俊，姐姐，你真幸福！”
子珍关心地问：“你找到了朋友没有？”
“没有。”
“真的？”
“骗你是小狗。”
……
当天红四军在东固住了下来。
听说红四军要在东固休整一周。贺子珍便和毛泽东商量：“我一年多没有见到爹娘了，刚才听小妹贺怡说，二老在青原山净居寺，我想忙里偷闲地去看看父母。”
毛泽东随口道：“人之常情嘛！按理说我也应该去拜见岳父母大人。”
贺子珍善解人意地说：“你是一军之将，万人之上的大忙人，我去就代表了。”
毛泽东无奈地摇了摇头：“咱们没有什么好孝敬二老的，我看就把那些‘伙食尾子’带去吧。”
贺子珍道：“我先代表老人谢谢你了。”
“你打算什么时候走？”
贺子珍回答：“我想明天一早。”
毛泽东直言道：“你一个人去我是不放心的。”
贺子珍笑了：“我想让小妹与我一块去。”
“要得！”毛泽东同意了。
第二天中午，贺子珍和贺怡刚刚来到父母身边不到一个小时，毛泽东和他的警卫员骑着马就赶到了，拜见了岳父母大人。贺子珍忙问：“不是说好的吗，我在妈这儿住几天，你怎么来了？”
毛泽东笑着回答：“我一个人挺寂寞的，正好下午没事，就来看你来了。再说还有岳父母大人呢。”
“你真会说话。”
贺焕文一看这情形，当即安排做饭，吃了饭好送毛泽东和贺子珍走。
贺怡快言快语道：“姐夫，你来了说明你是个懂礼貌的人，可是要把姐姐带走，这就不对了！”
贺子珍啧了小妹一眼，道：“不是你姐夫让我走的，是爹妈的意思。”
贺怡道：“姐姐，咱们不是说好要陪妈妈说几天话吗？”
毛泽东道：“小妹，姐夫今天听你的好不好？让你姐住下，我自己走可以了吧？”
贺怡笑了：“姐夫答应了，姐姐你可以不走了。”
贺子珍苦笑道：“小妹，你不知道我也有事要做，所以今天我也得走。”
贺怡也直言快语道：“好好好，落了个姐夫听了我的话，姐姐变了卦。我是猪八戒照镜子里外不是人了！”
一周后，部队要离开东固了。
送别是在村西的天低树下。
正当贺氏姐妹依依惜别的时候，曾山的警卫员小袁找到了贺怡，说：“曾书记有事找你去一趟。”
贺子珍放开了拥抱的贺怡，道：“小妹，你去吧！”
贺怡擦拭一下泪水，说：“姐姐，我们还能何时相见？”
“时间不会长的。快去吧！”
“姐姐，我走了，你要保重。”贺怡不情愿地离开了贺子珍，向曾山的住所走去。
曾山是当时的中共赣西特委书记，他要找贺怡是交待一项特殊任务。那就是红四军留下的伤病员中有一位重要人士，名叫毛泽覃———毛泽东的小弟，因在大余战斗中负伤，不能随军行动，需要在东固给以安排。
曾山道：“小贺，你姐夫向我交待一项重要任务，有一位特殊的伤员要留下来，我们研究来研究去，认为你去护理最合适。不然我们交待不了。”
贺怡开话了：“你们说得这么神秘，这位伤员到底是谁呀？”
曾山回答：“红四军三十一团一营的党代表毛泽覃，因在大余战斗中腿部负伤，不能随部队行动，党组织决定让他留下来任中共赣西特委委员、东固区委书记，一面养伤，一面工作。为了照顾和掩护毛泽覃，赣西特委特别指派你去照料和护理，看有什么意见？”
贺怡马上意识到男女的另外的那层意思，马上问：“是你们的命令，还是姐夫、姐姐的意思？”
曾山回答：“不，是我们的安排，没有他们的意见。”
“如果是你们的安排我服从，是他们命令我不执行！”贺怡以前没有见过毛泽覃，但听姐姐说起过，他是毛泽东的小弟，是一个年轻有为的红军干部。贺怡二话没说，高兴地接受了任务。
后来她们结为恩爱夫妻，有的说是毛泽东的有意安排，有的说是贺子珍的撮合，实际上没有此事，纯属巧合，抑或有情人终成眷属。
贺怡走近毛泽覃
贺怡与毛泽覃初次见面是在红军家属李大婶家。
李大婶名叫李淑兰，家在李家湾南面的山坡上。房前有修竹，屋后有小河，独门独院，幽雅僻静。院落内四间房，坐南朝北。儿子当红军走后，正好空出一间，供毛泽覃养伤。此时，毛泽覃由于腿部受伤，不能坐，只能半躺半仰着，在看一本《共产党宣言》。他看得认真投入，以致于贺怡和李大婶走过来的时候，他还没有发现。
李大婶开言道：“毛书记，你看谁来了？”
毛泽覃听到有人喊他，才慢慢地把目光从书本上移开，见李大婶领着一位妙龄女子伫立在面前。那妹子长得楚楚动人，看样子，至多不过十七、八岁，通身洋溢着少女的健美。
李大婶又道：“她叫贺怡，贺子珍的妹妹，是组织安排来照顾你的。”
“你好，毛书记，从今后，你就是我的伤员，我就是你的领导了。”贺怡快言快语，也是人来熟，说完自己先咯咯地笑了。
毛泽覃被这位妙龄女子的直率逗乐了：“是，你是我的领导，我是你的伤员。”
这时，贺怡才开始打量面前这位被称作姐夫弟弟的毛泽覃，只见他身材四四方方，胸脯宽宽大大，宽额大眼，容貌俊美，虽略显病态，但挺拔、潇洒。尤其是宽宽的前额，眉宇间透着一股勃勃英气，确实与姐夫有些相像。贺怡说：“你长得挺像你的哥哥的。”
毛泽覃也朗声笑了：“你也倒像你的姐姐。”
说起贺怡的姐姐来，毛泽覃讲起了去年与贺子珍相见的一段传奇。贺子珍对于突然出现的毛泽覃，以为是丈夫回来了，细瞧不是毛泽东，闹得她好尴尬。
李大婶见两位年轻人搭上了话后就主动引退了。
贺怡问：“伤在哪儿？”
毛泽覃指了指左大腿的臀部，说：“昨天郎中用盐水消毒时，真真疼死我了！”
“那没有别的药吗？”
“好长时间就没有药了。”
“里面伤到了骨头没有？”
“好在没伤到骨头。”毛泽覃说：“好险啊，只差一点点。”
贺怡想到了药，便找到了郎中商量：“还有没有别的消毒办法？”
郎中沉思了片刻，说：“有一种中草药，很难找到，用它煎熬也行。”
贺怡毫不犹豫地：“请你说出样子，我上山去采。”
为寻这种草药，减少毛泽覃治疗时的痛疼，贺怡不畏艰辛，从东山到西山，从悬崖到峭壁，凡是能人到的地方她都跑到了，终于在一处蛇谷的山崖处找到了这种草药。这种药与蛇共存，贺怡赶跑了大蛇才采摘了这种草药。
采到了这种药草，贺怡高兴得没法说，回来便与毛泽覃叙说与蛇搏斗的经过，毛泽覃听了如同神话一般。他佩服贺怡的胆量，也佩服贺怡为自己的付出，令他感动不已。他说：“有了你采的这种药，恐怕再难治的病也不难了。我的伤有救了。”
贺怡听了心里像是流蜜：“那我就给你煎熬吧？”
毛泽覃也高兴地说：“好。”
贺怡终日配合郎中替毛泽覃洗伤上药，熬药煎汤，悉心护理，不嫌脏累。有几次毛泽覃不想再喝那又苦又涩的中草药，都是贺怡说服了他。渐渐地毛泽覃伤势一天一个样，有所好转，他能扶着墙壁在屋子里走动，而后能在院子里走动了。贺怡非常高兴，就搀扶着他到屋外的草坪上、修竹下、小溪旁走走。随着毛泽覃的伤愈，两颗心也越来越贴近。他们一起交流思想，谈经历，谈感想，憧憬革命前途。
当两颗心撞出爱情的火花时，他们便无话不说。先是毛泽覃向贺怡坦诚了自己曾经有过的两次婚姻的经过。他感叹地说：
“应该说我自己曾有两个伴侣，一个是赵先桂，一个是周文楠，她们都是天底下最好的姑娘，我欠她们的很多很多。都是因为我参加革命，由于斗争的需要，不能不离散，现在环境异常的恶劣，天各一方，婚姻名存实亡，不知道她们还在不在？看到了你我就想起了她们。”说这话时毛泽覃眼里含着泪水，声音里充满了思念之情。
贺怡也是一位重感情的姑娘，默默地听着，她听出了对方对自己难以启齿的爱意。然而她的心也是爱着对方，可是父母早已把自己许配了他人。现在遇到一见钟情的人，她内心里更多的是压抑，面对着对方的诚心诚意，她能说些什么呢？
毛泽覃看出了对方的眼神，巧妙地问道：“是不是有人爱着你。”
贺怡点了点头。
在毛泽覃的追问下，她也大胆透露了自己的一桩心事，勇敢地谈出来，想征求一下对方的解决方案。
贺怡说：“一个月前，赣西特委书记唐在刚来到我们家提媒，说有个合适的人，征求我父母亲的意见。父母问是谁？对方说，你老都认识，就是赣西特委秘书长刘士奇。父母没说二话，就应允了这桩婚事。刘士奇当晚还请了父母的客。”贺怡说到这里便流出了委屈的泪水。
毛泽覃立时劝说：“父母都是为儿女操心。这个刘士奇我知道，他是1923年参加革命的老党员，怕有28岁了，比我还大6岁。
贺怡道：“他追求过我，碍着父母的面子，我没把话挑明。有一段时候我是故意躲避他。看来还是没有躲过他。”贺怡说到这里，眼里寻求着对方的办法。
毛泽覃说：“等我伤好了，我亲自登门做父母大人的工作。”
“欢迎，欢迎。”贺怡一连使用了两个“欢迎”词。
再说毛泽覃伤愈后，革命形势又出现了新的反复，贺怡父母那里一直也没去成。再加上贺怡护理完毛泽覃后，即回到了赣西特委，由于父母再三催促，不久便与刘士奇成婚了。
应该说，他们的婚姻不是幸福的。因为此时的贺怡已另有所爱。贺怡1943年在延安的自传里，有这样一句话：“1929年4月，我在父母支配下与刘士奇成婚，婚后生活并不愉快。”这充分表明了她们当时的婚姻质量。
再后来，刘士奇由秘书长一跃担任了中共赣西特委书记，贺怡也被当选为特委委员，并任特委妇女部部长。贺怡的父亲也调进特委机关当秘书，负责抄抄写写；母亲负责打扫机关院落，一家人全都参加了革命。话说这些都是刘士奇一手操办。父母高兴感恩，而贺怡却感到压抑。
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时间到了1930年8月中旬，刘士奇受当时李立三“左”倾路线的影响而受到批评，撤销了特委书记不讲，又要限期调离赣南到上海受教育。这次刘士奇离开根据地赴上海后就再也没有回来，至此他与贺怡的婚姻关系名存实亡。
由于刘士奇的影响，贺怡也受到了审查。新的赣西特委对贺怡的工作进行了相应的审查，结论是：“与刘士奇无关，工作尚有成绩”，并要她放下包袱，轻装前进，好好工作。
有情人终成眷属
1931年的春天，贺怡走到杜鹃花园里，看见杜鹃花开得像满天繁星一样。昨天傍晚，她接到通知，中共永(丰)、吉(安)、泰(和)特委成立，毛泽覃任特委书记，同时任命贺怡任特委委员兼保卫局长。因此，今天一大早她就起了床，到特委机关毛泽覃书记那里报到。
由于来得尚早，毛泽覃书记还未起床。
过了一会儿，传来了开门声。毛泽覃走到门外，看到贺怡在门外等，于是搭腔道：“你来了多长时间了？”
贺怡推说：“不长，刚刚来到这。”
“昨晚有人谈话，睡得太晚。”毛泽覃边说边招呼贺怡屋里坐。
贺怡走到屋里坐下。毛泽覃说：“今天你来得正好，昨天我之所以睡得这么晚，就是双井村来人反映，他们村张、杨两姓闹事，扬言要互相残杀！听说张家已经捉了杨家的一个人，准备斩首示众。你现在就去，把事态平静下来！正好也是你这个保卫局长要干的正事。”
“那好，我现在就去！”贺怡说完站起来。
毛泽覃深情厚谊地注视贺怡道：“让你辛苦了！有什么情况请及时向我报告。”
“好，我走了。”当两双手相握时，贺怡感到他的手还是那样温暖、有力。
贺怡紧走慢赶来到双井村桥头时，果然见桥头堡一端站有黑压压的一片人群。中间围着一个五花大绑的青年，他叫杨娃子，被张姓所捉。因张、杨两姓家仇所致，张姓抓杨姓的人抓疯了。杨姓的人逃的逃，跑的跑，杨娃子脚跛，跑不快被捉了。
有人说：“怎么处置？”
“干脆刀劈了他吧，也为咱张三报仇！”
说着喊着，一个膀大腰圆的屠夫般的人，名叫张虎，便举起了刀：“听着，明年的今天就是你一周年的日子！”
砍头不过是碗大的疤。杨娃子突然镇静下来，道：“你容我讲一句话，杀人偿命，这是国法。谁杀人谁偿命。明年的今天是我的一周年。我告诉你，明年的明天也是你的一周年！如果说你不后悔，就砍吧！”说罢便将脖子伸将出来。
屠夫般的张虎犹豫了一下，重又举起了刀，叫喊：“我不后悔！”
话说这时，一声呐喊“刀下留人———”，贺怡拨开人群，走到场中，威严四方地道：“我是特委的保卫局长。谁要杀人我就抓谁！”
张虎先是愣了一下，“你是假的吧？”
贺怡凛然正气地道：“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
这时，有的群众认出了贺怡，便向张虎喊道：“她就是贺氏三姐妹中的二姐贺怡！”
“贺氏三姐妹”闹革命在赣西南是出了大名，家喻户晓，妇孺皆知，人人传颂。张虎听了此话，果然乖乖地放下了屠刀。
“好了，好了。大家都回去吧！”贺怡走近杨娃子跟前，主动给他松了绑说：“你也回去吧。”
杨娃子感激涕零，要给贺怡磕头，贺怡道：“共产党不兴磕头！”后来，杨娃子在贺怡的动员下参加了红军，在红军长征途中强过大渡河时英勇牺牲。此是后话。
贺怡回到特委向毛泽覃作了汇报，毛泽覃听了很高兴，说：“你做了一件很重要的事，处理得不错，有胆识。我代表组织向你表示感谢。”
“看你说到哪里去了。”贺怡道：“当时双方箭在弦上，现在想来还真后怕呢？”
毛泽覃又转移话题道：“上级又传下了指示，要扩大红军队伍，动员适龄青年参军入伍。希望你也能做出成绩来！”
“那我们就搞扩红山歌吧？”贺怡想了想道：“我们这儿的人民喜欢山歌。山歌悠扬悦耳，深入人心。可在‘扩红’的大小会上唱，也可在屋场圩场上唱、田间地头上唱。如果需要的话，也可让工农剧团、扩红队员演唱。”
“好主意。”毛泽覃异常激动地道：“我们先让工农剧团、扩红队员演唱，演唱完了，再教大家传唱。”
听了毛泽覃赞扬的话，贺怡的心如吃了蜜一般，于是又说：“我先写歌词。”
毛泽覃当即回答：“要得！要得！只是你又要‘挑灯夜战’了。不行，我作陪吧！”
贺怡把辫子一甩，道：“我写你改吧，咱们来个流水作业。”
“好吧。”
当夜，贺怡便拿出来一首男女对唱的扩红山歌《妹送亲郎当红军》，给毛泽覃看。歌词的内容是：
女唱：一盏油灯结灯花，
妹做军鞋坐灯下；
一针一线密密缝，
送给亲郎好出发。
男唱：小妹做鞋到深夜，
鞋绳抽得响沙沙；
明日出发来告别，
要说几多知心话。
女唱：鸡啼三遍月影斜，
千言万语一句话；
妹送亲郎当红军，
等你回来再成家。
男唱：是块好铁要打钉，
是个好汉要当兵；
红军哥哥人人爱，
当兵就要当红军。
女唱：扩大百万铁红军，
为着工农大翻身；
母送子来妻送郎，
敲锣打鼓来欢迎。
男唱：斗笠背在背中心，
欢送亲郎当红军；
保护妹妹打胜仗，
枪支解回吉安城。
毛泽覃认真读了一遍，连声喊好：“真没想到贺妹子还有这样的文才！就这样定了。你还可再写一些，交给工农剧团演出。我争取看你的戏！”
贺怡笑道：“你等着吧。”
贺怡也是位说干就干的人，很快又有几首歌词出于她手，找到工农剧团，自己又写歌词又当演员地唱起来。
演唱会演唱效果非常好，这些山歌，动之以情，晓之以理，明之以义，析之以道，有规劝，有开导，有鼓励，有批评，鼓动性极大。如《十劝我郎当红军》、《十劝我妹放开心》、《四军全部出井冈》、《送郎送到大路旁》等山歌，在全苏区广泛流传，家喻户晓，人人皆知。东固宣传队还用山歌说服留恋家庭，舍不得娇妻而开小差回家的战士速即归队，直唱得他们双脚起跳，心神不安，赶快回到红军部队。
工农剧团演唱后，贺怡又搞“扩红”山歌培训班，教姐妹们传唱，一传十，十传百，很快大家都会唱。红军们唱，儿童团员们唱，姑娘嫂子们唱，声情并茂，尤为感人。当时赣西特委就动员2万多青年参加红军。当年苏区的许多青壮年就是在清脆悠扬的山歌中，告别父老乡亲，离开父母妻儿，踏着山歌的长河，走上了漫漫的革命征途。贺怡与毛泽覃的爱情，与时俱进，也是踏着山歌的长河，走进婚姻的殿堂。
1931年7月20日，经党组织批准，毛泽覃和贺怡结为了伉俪。这便是一段扩红的山歌，唱出了一段真正的情缘。